预知毁灭纪事（第3/10页）

艾恩·瓦特（Ian Watt）在《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ovel）一书的首章“写实主义与小说的形式”中指出：

笛卡儿的伟大处在于他的思想方法，以及他认为凡事皆不可信任的坚决信念；他的《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 1637）以及《沉思集》（Meditations, 1641）对现代思潮影响深远，他在其中主张追求真理纯粹是一件个人行为，在逻辑上完全与过去思想的传统无关，而且越是不依赖传统，越容易获致真理。

小说是最能反映以上这种个人主义及崭新趋势的文学形式。

在申论瓦特的写实主义认识论（Realist Epistemology）之前，我们必须回到笛卡儿的那个时代，理解当时的上帝及其书写的地位是如何动摇和游移着的。

笛卡儿在加尔文教派以及阿民念教派（即抗议派〔Remonstrants〕）极其盛行的荷兰居住了二十一年（1628—1649），他大部分的著作都在这个当时已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第三章《荷兰》）的国度写成及出版。虽然在他的《哲学原理》（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1644）中笛卡儿如此写道：“最重要的，我们将会发现上帝所揭示的道理总比其他的道理更确定——这是一个永远不错的法则。”可是，毋宁以为他那些在乌特来特（Utrecht）和雷登（Leiden）地方的加尔文教派神学敌人所见者更为务实；后者绝对有宗教上的理由认定笛卡儿的机械宇宙观其实已经从认识论的层次上诋毁了上帝。诚如诺曼·汉普森（Norman Hampson）在《启蒙运动》（The Enlightment, 1968）一书导论中所言：“罗马天主教会把笛卡儿的全部著作都列在‘禁书目录’上，但是笛卡儿的思想却反而渗透了大部分基督教的欧洲——如果他是一个反对宗教的人的话，他的影响反而可能不会这么大。”

1633年6月21日，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因出版《关于两大世界体系之对话》提出的“日心说”而受审，笛卡儿“几乎决定把我的一切稿件烧毁，或至少不让人家看见它们”。（1633年7月《致梅色纳神父信件》）并且放弃出版他的《宇宙论》。1637年，笛卡儿正式解释此一决定的文章在雷登出版，他近乎结论的说词是这样的：

我决定利用我的余生，不为别的，只为获得一些自然的知识。它们是如此地能使人引出一些医学上更可靠的规则，胜过目前所有的那一些。

在同一篇文章《集思广益促进科学》里，笛卡儿甚至还解释了他不用拉丁文而用母语法文写作的原因：“这是因为我希望那些仅仅凭借他们的纯粹理性的人，胜过那些只相信古书的人们，会更正确地判断我的意见；我希望能把良知与研究联合在一起者，是我唯一的仲裁。”

在这个时期，作为一个凡人而非先知的笛卡儿，已然将上帝推往存而不究的“第一因”（The First Cause），或者，可以如汉普森所言：“似乎是把上帝排除在专由第二因（Secondary Causes）所主宰的物质世界之外了。”事实上，上帝显然也只是以上帝之名在翼护着笛卡儿近乎唯物论式的书写。在这种书写之下所展现的世界，远非但丁那至大无外的三个世界可以包揽；《物理问题》中关于心脏运动的描述片段如下：

大静脉是血液的主要收容器，可比拟为树的主干，身体的其他一切血管皆为枝桠；动脉性静脉是被人们误称了，因为它实际上是肺动脉，源出于心，分化为许多支管，散布在肺中。其次，在左边的那一个，同样也有两根管子，和前面的大小相同，或大一些。此二根管子即静脉性动脉和大动脉。静脉性动脉也同样地被人们误称，因为它实际是肺静脉，由肺而来，在肺中分为许多支管和动脉性静脉的支管，以及所谓的气管，空气经此进出的支管相互错综。

早在笛卡儿开始用法文书写之前数世纪，从拉丁文衍化而出的新国族语言——也可以理解为由中古教士阶级释放出来的书写权力，已经使印刷术发明之前欧洲所有的（近三千种）方言注定形诸笔墨。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的《随笔集》（Essays, 1580）第一、第二卷已经出版了五十多年，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约1494—1553）的《巨人传》第二部《庞大固埃》（Pantaguel）已经出版了一百多年（当时的销售情况是两个月之内超过了《圣经》贩售九年的数字；这是作者自己宣称的，当然也有可能是玩笑）。在《巨人传》中，作者也早就借由广泛采自法国各省的方言，乃至于希腊、拉丁、希伯来及阿拉伯语，以激烈狂暴的夸张手法嘲谑了学究、术士、神职人员以及教会。在该书的第一部《高康大》（Gargantua）里，主人翁花了五年三个月追随诡辩学者、医生求学，只学会了倒背字母，又花了十三年六个月又两周学拉丁文法，再用三十四年一个月研习拉丁修辞学，目的不过是将一部作品倒背如流。拉伯雷刻意使用的细节描述（如准确的时间范围）反而是一种嘲弄——正因为客观知识被教授先生们摆布成饾饤琐屑的学问，拉伯雷以书写掌握的准确细节便益形令人发笑。相较之下，笛卡儿力图准确的描述却是如此地不同，其所以迥然其趣者绝非文本体制（一为散文，一为小说）的分殊，也不能视作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差别，其根柢在于两者对书写这件事有着认识论上的歧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