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语言的遗体上（第3/3页）

清理和检验语言的尸体

在鲁迅、徐志摩、废名、凌叔华那里产生过动人力量的修辞之所以动人，必定因为它有着和它相互冲撞出强烈张力的语言环境，读到那样的修辞，即便我们明知它是一具遗体，也足以体贴它曾经如何生龙活虎地创造着世界——一个在假想中人人可以认得、运用、发现意义、琢磨品味的语言所经营起来的、得以复写现实的世界。

可是，未及一个世纪，普及的大众语言教育教成育成的句子依旧是“暮色从四面八方袭来”，依旧是“乘着歌声的翅膀”，那个早就不合时宜的复写现实的梦想被大量以及更大量的平凡大众迭次翻炒的语言挤压失重，再也无法还魂。讽刺的是：一个又一个世代过去，新生的读者还很可以对世纪初老前辈所留下来的作品嗤之以肉麻之鼻，然后依然故我，夸夸其谈，所使用的却是他们并不知道来历的、白话文运动倏起倏落的时代辗转遗传下来的语言。只不过，那是语言的尸体。

20世纪末的小说家的修辞学就是清理和检验这样的语言尸体，因为他不能再承受惊吓了。鲁迅他们曾经面对过同样的惊吓，那种惊吓来自声色俱厉的文言文及文言文所象征的鬼魅世界。小说史尔后证明：白话文也一样可以泛滥得声色俱厉。至于小说家，这一回也许既不必贴近诗，也不必倚侧散文；小说在向自己的语言实验场求取冒险，这样的冒险——套用那位比鲁迅大六岁的托马斯·曼的话来说：“有一点儿轻视与很纯洁的幸福。”

就像那个造了个有趣又真实的句子、却在心里犯嘀咕的小学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