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错了的一部史

——一则小说的起源点

胡适之先生写《白话文学史》的引子的时候，用了个很古老的谋篇之法。他这样写道：

前天有个学生来问我道：“西洋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总代表那一个时代的精神。何以我们中国的文学不能代表时代呢？何以姚鼐的文章和韩愈的文章没有什么时代的差别呢？”我回答道：“你自己错读了文学史，所以你觉得中国文学不代表时代了。其实你看的‘文学史’，只是‘古文传统史’。在那‘古文传统史’上，做文的只会模仿韩、柳、欧、苏，做诗的只会模仿李、杜、苏、黄：一代模仿一代，人人只想做‘肖子肖孙’，自然不能代表时代的变迁了。”

接着，胡适告诫他的弟子，教他去寻那“不肖子”的文学。并且举证说：当吴汝纶、马其昶、林纾正在努力做方苞、姚鼐的“肖子”的时候，李伯元正在写《官场现形记》，刘鹗正在写《老残游记》，吴趼人正在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往上推，当方苞、姚鼐正在做韩愈、欧阳修的“肖子”的时候，吴敬梓正在写《儒林外史》，曹雪芹则正在写《红楼梦》。再往上推，当明朝的李梦阳、何景明极力模仿秦汉，唐顺之、归有光极力恢复唐宋的时候，《水浒传》也出来了，《金瓶梅》也出来了。于是，胡适跟他那位弟子下结论说：“中国文学史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但我们不该向那‘古文传统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

于是便造了反

拿浅眼读这段引子，很容易读到个“反”的意思。毕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老是跟着古人的步子，造不成反，如何“突破传统”？又如何“代表时代”？这一点怪不得胡适，只怪造反这件事太吸引人，也太浅薄。当年王国维不是说过？——“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虽豪杰之士不能自树立耳。”每个时代都有许多旁行斜出的豪杰，不能在前人染指已久的文学体制里“自树立耳”，于是变奇，于是搞怪，于是便造了反。可惜的是旁行斜出未必成就豪杰，在这一点上，胡适指责“肖子肖孙”固然有余，揭橥“不肖”却显然地不足了。

喜欢读小说、写小说的人应该能体贴胡适把明、清之际的许多小说家“拉拔”到和古文家等高甚至更高一等的地位上去。虽然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只写到中唐的元、白诗便戛然而止，压根儿没从小说上说明白：中国文学是如何“永永脱离了盲目的自然演化的老路，走上了有意创作的新路”的。然而，在《白话文学史》书成近七十年后，胡适的意见乃至于诸多考证研究与观念的发明，不该只被看成是“奖掖小说”、“揄扬当代”而已。他所触及的课题倘若不被进一步发现、开展，喜欢读小说、写小说的人恐怕也“永永”不会明白：从施耐庵到吴趼人是如何旁行斜出于韩、柳、欧、苏以迄乎方苞、姚鼐、吴汝纶、林纾之外，而终成豪杰的？甚至，在施耐庵之前，又还有多少即便不是运用“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而写出了小说的豪杰，却始终不获胡适等白话文运动健将之青睐的？又还有多少看起来“原道宗经，法圣师贤”的腐儒古董其实写出了小说，却由于他们自己对小说的轻鄙无知，以及他们所影响的后人亦风从景行地对小说轻鄙无知，乃至于让小说反而沦落成文学之“一种”、文学之“一格”，甚至是白话文学中之“一个项目”？

小说史绑上进化论

20世纪初，受了西方文学史观影响的学者纷纷为中国文学写自己的史，小说既被目为文学之一种、一格、一个项目，也在诸多追本溯源的凿掘之下有了它远发于古的谱系。不过，这些史家泰半预存着某种进化论也是进步论的观点，常在追本溯源之时，设计好一套“后出而转精”的基调。他们一方面认为：中国小说“所从来久矣”；君不见上古神话中许许多多“初民”的生活经验、想像、对自然界的好奇反应与解释，都已经一代又一代口耳刀笔地传述下来了吗？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这些古老的神话、传统仅仅是日后真正的小说的“雏形”；仿佛小说如动植物，有其胚胎期、孕育期、诞生期、成长期、茁壮期、老化期，乃至于死期亦是不期而必将至焉的了。

小说史犹如童谣所唱的那样，“日历，日历，一天撕去一页”，是一桩令我难以想像的事。胡适好用演化论的语词取譬指涉小说的发展，也是一桩令我不安的事。小说之有其史，未必然（甚至必不然）要追随起那套“后出而转精”的进化之说，小说的起源也未必然（甚至必不然）要归返于“较不成熟”的初民远古。小说的出现与发展反而可能是随机的、跳跃的、忽而停滞且退化的、忽而沉寂过千百年漫长的岁月又忽而活泼泼猛浪浪地发了新芽。不同时代的小说家有幸能启示出他对人类处境的新看法，又找到了一个表述此一看法的独特形式，这个小说家便成为小说这门艺术的起源——无论他出生于三千年前或五百年后，无论他是否代表了哪一个“当世”，也无论他“肖与不肖”，更无论他承袭因蹈或旁行斜出于什么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