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语言的遗体上

——一则小说的修辞学

发表于1924年12月的《秋夜》是鲁迅散文作品之中经常引起讨论的一篇，细心的读者总有情致去揣摩、推敲它开头的四个句子——而不至嫌厌作者噜苏：“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四个句子倘若出现在30年代以后半个世纪任何一个小学生的作文簿里，都可能被热心批改的老师评为“文句欠简练”，甚或修剪成“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这样的两个句子，乃至于“后园墙外有两株枣树”这样的一个句子。即使鲁迅的文名显赫如此，亦不必显而赫之到一字不可移改的地步；但是，果若我们更动了这四个句子，必欲使之不冗不赘而后已，我们会坐失什么呢？一个热心批改小学生作文、必欲使之简练而后已的老师又会错过什么呢？答案可以简单得令人失望：一旦修剪下来，读者将无法体贴那种站在后园里缓慢转移目光、逐一审视两株枣树的况味。修剪之后的（无论是两个或者一个）句子也将使《秋夜》的首段变成描写“枣树”的准备；然而鲁迅根本没准备描写枣树呢——或者应该这么说：枣树只是鲁迅为了铺陈秋夜天空所伏下的引子，前面那四个“奇怪而冗赘”的句子竟是写来为读者安顿一种缓慢的观察情境，以便进人接下来的五个句子：“这（按：指枣树）上面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

呐喊着诞生

与鲁迅差不多同时代的白话文学作家一方面使用着白话文，一方面也在发现着白话文。在使用白话文的时候，作家意识到这是一种“即将成为”更多人认得并运用的工具；也正因有这样一层意识，作家便筋疲力竭地去“发现”：白话文究竟有多少能力足以表述平凡大众的全面世界。在这个很难截定首尾年月的时期，小说家切断了他们和古代书场说话人的血脉，小说也摆脱了它们从章回说部等传奇故事的传统中所可能蹈袭的叙述模式和技法。所谓“中国古典小说”死了一次，又重新诞生一次——一如它已经死过以及重新诞生过许多次那样。

到了这一回的新生，小说在新语言的洗礼（或咒缚）下并不在意它是否向诗、向散文之类的体制靠拢，它也并不规范出唯一且恒定的叙事目的，它展现了前所未见的活力，得以充分试探早已惯闻《三国》、《水浒》乃至《红楼》的阅读世界。于是，我们居然会读到这样的句子：“什么时代的推移，什么维新，什么革命，只是愚蠢的人类在那里用自己骨肉堆造纪念死的胜利的高塔，这塔，高顶着云天，它那全身飞满的不是金，不是银，是人类自己的血，尤其是无辜的鲜艳的碧血，时间是一条不可丈量的无餍的毒蟒，它就是爱哺啜人类的血肉。”这是徐志摩的《珰女士》里的一节。我们也居然会读到这样的句子：“诗人含着悲泪道：‘吾爱！你想安息吧！’‘是的！吾爱！我要安息了，永久的安息了！我已享受到生之美丽！我的安息也是非常美丽的！’一阵悲惨的秋风吹开了乐园的门。死神严肃地走了进来，把杜鹃姑娘从她爱人的怀里带走了。”这是庐隐的《地上的乐园》里的一节。我们当然也还会读到连鲁迅也写得出来的句子，像这样：“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不错，这一节出自《狂人日记》，收录在《呐喊》一书中。呐喊着，呐喊着，白话文小说呐喊着诞生，夹缠住此一语言所可能恣肆挑弄的一切——议论、譬喻、象征或者仅仅是一个又一个当时看来新鲜、日后读来索然的形容词的堆叠；这是一次大胆的诞生。

改了个句子，变了个世界

小学老师给学生做造句练习，出的题目是“如果”，一个学生挨了骂，他的句子是：“牛奶不如果汁好喝。”这是一个大胆的句子——它顽皮，不规矩，未能吻合惯见的文法，却巧妙地拆解又重组了文字意义的可能性。比起其他的小学生郑重其事的“如果我考100分……”，这个句子的作者对文字的组装的确别具细心，因为它绝不只是“我手写我口”那样漫不经意而已。鲁迅的“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亦然。《秋夜》篇首这“一株还有一株”的枣树示范了白话文学运动发轫之际的一种独特要求：作者有意识地透过描述程序展现观察程序，为了使作者对世界的观察活动能够准确无误地复印在读者的心象之中，描述的目的便不只在告诉读者“看什么”而是“怎么看”，鲁迅“奇怪而冗赘”的句子不是让读者看到两株枣树，而是暗示读者以适当的速度在后园中向墙外转移目光，经过一株枣树，再经过一株枣树，然后延展向一片“奇怪而高”的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