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词在时间中的奇遇

——一则小说的本体论

与我同一时代的台湾人从未真诚相信：小说本身自有其伟大之处。他们之中的一人以前担任过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传说他曾经这样公开表示：小说嘛，就是读来消遣消遣、娱乐娱乐的。“我也看武侠小说啊，”这位老物理学家说：“那怎么能算学问？”

另一位已卸职的交通部长还在高中求学的时候，一度和他的两个兄弟联手写过武侠小说，在那段普遍说来物质匮乏的岁月里，这三兄弟课余之暇的戏作的确为他们赚取了为数可观的生活费用。不过，他们并没有替小说这个行业、这门艺术留下任何足以捍卫它的伟大的证据。当三兄弟在政界或者学界成为显赫人士之际，他们和媒体合力将小说推向一则花边新闻的位置；在那个位置上，小说变成一个“心智尚未成熟，但才华洋溢的年轻人青涩的梦想”。

小说并没有“伟大”到不屑成为才华洋溢的年轻人青涩的梦想，然而它却不仅仅是这样。与我同时代的台湾人之所以不相信小说本身自有其伟大之处，往往是因为他们总认为文学只是哲学和科学的点缀或者容器，总认为文学只是权力和政治的粉饰或者载体，总认为文学设若有一丁点儿“伟大”的可能，决然是由于文学“包装”了或者“反映”了某种伟大的情感、思想和观念。于是，文学成为工具，而小说只是工具之一种。

我想表达的是……

许多小说家在这一行的门槛外启蒙的时候，未必比一个傲慢的物理学家或健忘的部长更虔诚、更高明。一份志业的展开之始，可能来自于一个肤浅的动机、一次错误的摹仿、一种荒唐的野心，甚至一点无知的勇气。很不幸地，有的小说家终其一生从未离开过那个原点；无论他试图取悦或教诲他的读者，小说也始终被这样在写作它的人视为一种传递某种情感、思想和观念的工具。研究小说和评论小说的人更惯于以垦掘出“小说想要表达的意义”为职志。然则，小说充其量只是一袭能够衬托出穿着者高贵气质的华丽时装而已。在市场上，这一袭时装裹覆着俗世男女可望而不可及的爱情；在学院里，这一袭时装展示了繁琐经典可敬而不可即的知识。有些时候——不，很多时候，小说家自己也不得不被诱迫着在出版序言中、在演讲会场上、在访问纪录里留下失格的“串供”之辞，他会这样说：“在这篇小说里，我想表达的是……”

倘若上面这一行的“……”果然存在，小说家又何必苦心孤诣地写一篇小说呢？为什么不索性“……”来得明白痛快呢？或者，容我们大胆推翻那个工具论的假设，甚至放弃那个花约一部作品为表达某种情感、思想和观念的念头，而去发现小说的本体论。

在父亲的膝盖上

我曾在一本小说集的出版序言、多次演讲和几篇访问中提到我年幼的时候，坐在父亲的膝盖上听他一回一回地讲述《西游记》、《三国演义》还有《水浒传》之类的古典说部。读到这些“往事追忆录”的人们也常如我所预见地赞叹我“颇有家学”。可是我一直遗漏了那段“幼承庭训”的日子里某个小小的、原本看起来并不重要的细节。

当时，住在我家对面的冯伯伯也是一个会说故事的爸爸（以及率先有能力买电视机的爸爸），他的故事总来自当天晚报上的四格漫画——也许是《牛伯伯打游击》，也许是《阿叮与阿当》；在电视机成为最具吸引力的说书人之前，我常在冯家的院子里和冯伯伯的三个儿女听他说他的故事。冯伯伯有本事把四格漫画说得很长，在每一格和每一格之间都有奇形怪状的动物、尖声恶吼的妖魔、滑稽可笑的小丑和美丽动人的精灵。它们从画框和画框之间窄小的缝隙里飞出，在幽暗阒黑的庭院里乍然出没。然后，我和我父亲的冲突开始了。我要求他也在孙悟空或者关云长的故事里加入巫婆、仙子乃至大鼻象的段落；我父亲拒绝了。他说：“书上没有。”即使在《水浒传》之后，他还说过《聊斋志异》、《西厢记》和一部分的《今古奇观》，却从来不肯在古典上妄添枝叶，甚至没有一次稍见夸张的拟声摹态的表演。于是，扇着一双耳朵自天际飞来的大鼻象只能在我上床之后、入睡之前那一段非常短暂又非常沉默的时间里侵入长坂坡，帮助赵子龙解救刘阿斗，然后到金角大王那里去夺回被巫婆偷走的宝瓶，释放瓶中的仙子。这些杂糅的角色和故事继续在我秘密的梦中预演一整个世界。

我父亲当然知道：演义早已经翻修了正史，一如正史翻修过事实；然而，他依旧谦卑地、严谨地转述了“定本”上书写出来的小说。他让我理解小说不该因转述再转述而失去它应得的尊重。而在冯伯伯那里，打游击的牛伯伯则不再只是“圣战”的一名马前卒；他眉飞色舞地周旋在宝藏、妖鬼、怪兽和一切荒诞的可能性之间，使奇遇成为奇遇自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