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序不乱乎？（第3/5页）

可是接下来的片刻之后，司马迁描述项羽对乌江亭长说的一段话中有“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之语，可见那最后的二十八骑也在顷刻间被汉军歼灭殆尽。试问：“非战之罪”的慨叹、“吾为公取彼一将”的豪语乃至“如大王言”的赞服诸语，是经由什么方式载录下来，又辗转经历了两百年传到太史公的耳中的？项羽本人不是在旋踵间就被汉骑分尸裂体了吗？又是谁说出来的呢？

一个减法

然而，在另一方面，即使像司马迁那样大胆径用小说家手法所书写的历史，也有其他“另类知识”可以渗人的空间。

《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述及司马相如以“琴心”挑逗新寡的卓文君，使之夤夜与之私奔：

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自着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童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这是一段堪称细腻的描述，相对于《史记》其他一百二十九卷的五十二万六千多字内文而言，司马相如骗色诈财的“小”故事已经算得上占足篇幅了。然而，到了《西京杂记》（托名为刘歆所撰）那里，犹有未尽之意：

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忧懑，以所着鹔鹴裘就市人阳昌贳（按：赊也）酒，与文君为欢。既而文君抱颈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贳酒。”遂相与谋，于成都卖酒。相如亲着犊鼻裈涤器，以耻王孙。王孙果以为病，乃厚给文君，文君遂为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恍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于世。

倘若全然满足于《司马相如列传》所提供的“历史知识”（姑不论司马迁是否也像写《项羽本纪》时一般为这对情奔诈财的男女添抹了虚构之笔），刘歆无须另为杂记以录之。然则刘歆对《史记》的叙述又有什么地方不觉惬心贵当呢？

首先，他增加了相如取鹔鹴裘赊酒和文君抱头哭穷的细节。其次，他更改了相如夫妇当垆卖酒的地点——因为在《史记》里，相如既已家徒四壁，又何来可卖之车骑供二人先返临邛、再买酒舍？再其次，刘歆还描述了文君的姿容、年龄与性格以及相如的糖尿病（甚至以为该病与二人渔色交欢之情有关）。

支持《史记》之文一字千金不可移动的人可能会嫌刘歆多事，因为《西京杂记》里所增补的细节似乎无关宏旨。然而细节之附丽所能提供的不只是“所知之事”，同时也提供了“可信之据”。在大体上，刘歆其实未尝如前文所述的庄子、皇甫谧那样试图颠覆早期的文本，他反而在植入显系虚构性的细节之后增加了《司马相如列传》的可信度，我们仿佛隐约可以看见刘歆捧着一袭鹔鹴裘，对《史记》的读者宣称：“太史公是不错的，这裘正是相如家徒四壁、无以酤酒的证据。”

司马相如（前179一前117）和司马迁（前145一前？）可说是同时共代之人，刘歆（？一23）较之晚出近一世纪，那件鹔鹴裘和文君抱颈泣诉的言语又是如何传演再生的呢？我们既然找不到考古学上的证据，也无法起刘歆于地下、迫令他交出考古学上的证据，便只能将《西京杂记》所述的相如文君故事重视为刘歆“窜入”正史、提出另类知识的小说。这位小说家不相信相如与文君连酒钱都付不出，居然还有车骑可卖，于是顺手更改了酒舍的营业地点。但是，或许刘歆的作为不是一个加法，反而是一个减法——因为如果照《史记》所言，根本没有取裘赊酒一节；也就是说：相如夫妇尚不至于典当衣物，文君已觉不乐。则循理按之，相如卖房屋、买车骑、下临邛、开酒舍，并无不当。换言之：司马迁略去了变产治生的细节，并无碍于相如夫妇远赴卓王孙脚下挟名声以诈财。刘歆为一袭鹔鹴裘费如许手脚，却显得越描越黑了。

即使不能像庄子的“窜入”那样为已然公开且流行的正确知识、真实知识挹注另类思考，刘歆却仍示范了“刻画细节以增益可信度”的具体技术。在传统的书写地位上《西京杂记》如何与群经众史争锋？置身于独尊儒议的宫廷学术场域之中，刘歆又如何让“猥琐可略、闲漫无归、杳昧难凭、触忌须讳”（《西京杂记》黄省曾序）的驳杂知识为人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