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清川：如何理解日本？（第2/2页）

而后是对于政体的理解。这其中确实有多重复杂与矛盾。2000年普利策奖获奖书籍，约翰·W.道尔的作品《拥抱战败》，叙述的是日本自1945年战败，到1952年麦克阿瑟黯然离场，日本恢复国家主权的过程。显然，日本已然在这七年的时间中，按照日本自身的国情与美国的宪政，彻底地改造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政体，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制国家。甚至出乎美国人的意料，“绝大多数日本人能够轻易抛弃十五年之久的军国主义教化”，并且从心理意义上去“有原则地反抗军国主义”，“和平与民主，是战后日本最伟大的祈祷语”。

但是，在小森阳一的《天皇的玉音放送》中，却沉痛地检讨战后重建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恐怖弊病，也就是天皇制的形成和残留。小森认为，恰恰是明治之后所形成的、其后麦克阿瑟所特意保留的、未能下决心彻底铲除的天皇制，使日本迄今为止仍然挣扎在一种独裁复苏的可能性中。靖国神社、教科书、自卫队出兵海外，都是这个制度遗产所导致的后果。事实上，道尔也在他的作品中对此多有论述。

日本为何对周边国家缺乏同情与歉疚？道尔的观察至为精彩。日本在战争后期，受到盟军的残酷打击，包括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的轰炸。战后日本的废墟和痛楚，加上美军占领期间的封闭与屈辱，使日本人能够深切地抚摸自己的苦痛，“日本在殖民和战争中对亚洲人民犯下的罪行，就更容易被抛诸脑后了”。

这便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势：一方面日本政体的民主、自由与社会自治形态，使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具有强大的亲和性，西方性已经大于亚洲性；另一方面亚洲诸国深切感知从日本殖民、侵略中所带来的苦难与侮辱，而日本也深切感知二战后期与战后自身所带来的苦难与侮辱。在一种没有交叉的民众与国家情绪之中，任何的共同话语都无从寻找。

那么，我们始终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日本。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涩泽尚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美国的艺伎盟友》中，她指出：在二战期间，美国人对于日本怀有深刻的仇恨与恐惧。但在占领期间，由于把日本女性化和儿童化，美国顺利进行了一场新的想象转化，从而把自己转变成为保护者与改造者，取得了美国民众的支持，并且甚至将这一形象成功延续至今。这个神话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意识形态化的塑造，能够对于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何等影响。

如果我们必得要客观公正并且有利于民族国家地进行对抗或和解，都必须清晰地了解他们的政体、民众的主流观点、右翼的人群构成、日本政治的取向目标、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差别。单一脸谱化与妖魔化的描述，都无法令我们获得良性的理解和采用正确的立场。

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其中任何一国的领袖们都非常清楚战争的代价彼此都无从负担。虽然我相信我所抱有的谜团可能根本无法解开，因为它所涉及的乃是一个民族庞大与完整的历史记忆。但是我相信出于理性与逻辑的理解，才是这个时代中面对异族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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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清川，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