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东阳：永远的异议者“刺客”黄文雄（第3/7页）

在黄文雄考上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后，他自认为“开窍”了，一些东南亚侨生和美国留学同学给他带来革命性影响。彼时，受大陆影响，东南亚各地华人投身共产运动者颇多，在东南亚各国政府与共产主义者的对峙中，不少华人富商将子女送往被视为最安全的台湾就读。

一位就读于台湾大学的女侨生May和黄文雄建立了极为深厚的友谊。May的个性更叛逆，她原本在英国留学，不慎怀孕后被家人送往台湾。May经历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左派思潮的洗礼，在她的引导下，黄文雄开始读了不少“禁书”，包括一些左派书籍和大陆书籍。

而那些美国来台湾留学的同学中，有不少在美国本土参加过美国民权运动和正在兴起的学生运动。他们和黄文雄畅谈美国，宣泄对美国越来越逼仄的政治空间的不满。当他们用马丁·路德·金的语气诵读《我有一个梦想》时，激起了他们的台湾朋友最热烈的崇拜。

台湾政治大学，前身为国民党中央党校，是国民党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黄文雄的一位大学同学甚至认为，品学兼优、逻辑极为缜密的黄文雄如果选择留在台湾，或许会成为陶百川第二。陶百川是体制内的改革呼吁者，民国时期从哈佛留学归来的国民党青年才俊，长期奋战在国民党的宣传系统，曾任中央日报社社长。蒋经国时期，他担任“国策顾问”，但经常在公开演讲中主张取消“报禁”。然而，命运恰恰走向了相反方向。

1960年，雷震被捕。

不久殷海光含恨而终，柏杨入狱，台湾只剩下“蒋总统万岁”的声音，进入“沉默的十年”。

整个岛屿沉浸于一种压抑、极度敏感的紧张，眷村里的人们沉浸在失去家乡的流亡之痛里，高级精英们不分省籍地陷入白色恐怖带来的窒息氛围，而本省人则是留在家乡的流亡者。黄文雄情绪极为低落。“连雷震先生这样的前辈，如此温和的体制内改革诉求者，都要受到如此严厉的迫害”，让他久久不能释怀。

1964年，在他研究生即将毕业时，他接到一份电报——父亲被不明身份的人用吉普车带走。这让他极为惊讶，“我父亲最不懂政治，除了工程图纸外，其他都不关心。若是政治事件，最该抓的人是我。彭明敏当时正在台湾各地串联反蒋人士，我当时虽未参与，但曾和同学们见过彭明敏教授，也常和左派侨生有些往来”。

原来，由于不配合县长进行变相报销及筹措竞选经费，黄父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调查。在被调查期间，黄文雄遇到许多体制内的司法“黄牛”，也有人传话，如果父亲愿意自动辞职，便可以不起诉。让他哭笑不得的是，在调查站里，父亲老泪纵横地谈了一些心事后，竟然让儿子一定要安排单位的某位技术干部来看他，因为他发现一些新想法或许可以帮第三期自来水扩建工程省钱省时。黄父的案件经过两轮审理后，无罪释放。

在目睹“呼吁者”雷震和对体制无比忠诚的父亲的遭遇后，他引用《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一书中的论断，认为在当时的台湾社会里，“呼吁”与“忠诚”都不是很好的选择，唯有“退出”。出走是最好的选择，而留学则是最好的出走方式。

美国人在此时抛出了橄榄枝，为台湾留学生提供了丰厚的奖学金。获得奖学金的台湾学生们戏称，苏联是他们应该感谢的对象。1957年苏联那颗人造卫星sputnik，让美国人第一次感觉到紧张。随着冷战加剧，利用奖学金从“自由阵营”的国家和地区招收、吸引优秀学生到美国留学，也成了冷战策略之一。黄文雄将自己和20世纪60年代赴美读书的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留学青年称为“sputnik世代”。

然而，此时的美国，也正是左派运动的年代。留美期间，他交往的美国女友中，不少来自工会的传统家庭。那时他和女友们除了出入hotel外，也被这些女孩引导着接触社会活动，比如美国民权运动、反越战活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大学改革运动，等等。

黄文雄在美国就读的第一所高校是匹兹堡大学的社会学研究所。匹兹堡以盛产钢铁业和煤矿出名，并因此吸引了不少黑人移民。这座城市有着相当强的社会批判传统。和他一起为黑人朋友争取基本人权的民权运动中，也有不少白人朋友。一位白人朋友Chuck成为他在美期间最好的朋友。Chuck喜欢穿南方黑人农民的牛仔工作服，当时黄文雄和身边的华人同学还难免自命清高的时候，如此愿意放下身段的大学生让他充满了好感。

在一次酒后的聊天中，Chuck向黄文雄坦言，他觉得留美的华人学生都喜欢黏在一起。一起租屋、买菜、做饭、上图书馆实验室，甚至追女生，“我真怀疑他们见识到多少美国和世界”。在这次聊天后，黄文雄听从Chuck的建议，和华人社区保持联络，但始终和其他各国学生同住，而且有意识隔一段时间就移动住所，借此扩展交往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