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白修德与“中原大饥荒”

1942年到1943年，久旱无雨的河南发生了罕见的“中原大饥荒”，造成五百万人死亡，惨绝人寰，举世震惊。“自然灾害”当然是“天灾”，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则主要是“人祸”，即当时政治的腐败、政府的严重失职。事实证明，一旦政府采取种种有力的赈灾措施，灾民得到救济，死亡人数便迅速减少。在这次“大饥荒”中，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在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使无数生灵得救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一

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反而更加严重，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然而，国民政府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样不减。

1943年灾区的天气依然干旱，灾情进一步恶化。这时，灾区的情况开始外传。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但却遭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勒令其当即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消息传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白修德决定亲赴灾区一探虚实。这月底，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还是让他深深震惊。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野狗从沙土堆中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在一直在当地的传教士陪同下，他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孩子死后才吃的。还有一个农民被控杀掉别人送给他的八岁儿童，因为在他家屋旁的大坛子里发现了小孩的骨头。这位农民也辩白说小孩是先死了的。白修德写道：“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待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说谎。所以我们又继续策马前进。”（[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中译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3页。）

最初的震惊之后，白修德开始从技术上入手搜集最低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贪污腐败比比皆是，“收税时实际上的野蛮和侮辱是伤心惨目的，但和收税同时进行的贪污更坏。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是一种抢劫的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是到达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把价格抬得天一样高”。当然，“这些事实并不是从报章上收集得来，而是从农民嘴上收集得来的。我们曾经设法跟某些老百姓谈话。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访问我们，说他们代表着当地社会。他们起草了一个条陈及一个报告书，希望我们带到重庆去。他们给了我们两份。这报告书说，全县十五万人中，十一万人已什么都没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约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从饥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品为麸皮一万斤。我们和这群人的领袖谈了一下。他有地吗？是的，二十亩。他收获多少谷物呢？每亩十五斤。抽税要抽多少？每亩十三斤。”这时一直在旁听他们谈话的指挥官勃然大怒，这位指挥官级别不低，是位将军。他把那个农民叫到一旁训斥一番，然后这位农民回到白修德旁边，改口说刚才说错了，税不过每亩五斤。同时，这位将军要求他们把这些农民刚才给我们的书面报告退回。他们退回了一份，但这位将军坚持必须把另一份也退回。白修德写道：“我们相对默然，在昏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老人在发抖。我们明白，待我们走后，我们的一切罪名都会归在他身上，而且我们自己也害怕，我们交回了报告书。”有此经历，以后他们尽可能在没有任何官员在场时和百姓交谈，无论何时何地，听到的都是在重复同样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196、197页。）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他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有300万～500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决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中国的惊雷》，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