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我稻田里的兄弟(第4/4页)

很少有电影像这部影片令我无法呼吸,如此痛苦,而这篇文章拖的时间也特别长。这是一种无法承受的过去,无法承担的沉重历史。尽管在今天,当年的血腥野蛮残忍已经大白于天下,但是它们仍然让人感到十分晦涩,难以理解,是因为彻底无法接受。

令人痛苦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这一代人,目睹了整个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时期。虽然隔着老远,但是诸如“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西哈努克亲王”、“波尔布特”这些称呼,令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它们如同那些最初的语言一样,进入我们的耳朵,构成我们当年非常有限的世界的一部分。1970年我跟随父母下放到农村,毛泽东发表针对支持柬埔寨的“5·20”声明,半夜里我敲开贫下中农的门,将他们的孩子从被窝里拎出来,把小伙伴们拉到一条新开的大河边去游行。

那天的风很大,天很黑,我们呼喊的口号全被大风刮走了。

将城市居民全部迁到农村,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更加极端的还有取消货币、取消商店、邮政和学校,禁止一切传统信仰,实行集体食堂制,所有的人不得在家分灶起火。

残酷清洗的对象不同时期重点不同:早期为朗诺政权旧人员、有产有业者、地主富农、一切专业人士(教师、医生),被认为是“亲越”“亲美”“亲西方”的人们,会说外语便是一种罪过,连戴眼镜的也不放过。知识分子若不能彻底改造过来,那就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当暴行针对一部分无辜的人们,那么势必扩展到一切人。后来逐渐演变为任何对新政策不满的人们,乃至自己党内军内的高级将士,那些劳苦功高的人们,一概被列为整肃对象,对他们残酷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其他人。

所有这些,是对于当年中国许多荒唐做法的滑稽模仿,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像这部影片的开头那个兴修水利的镜头,人山人海,红旗飘飘,歌声阵阵,与我们当年所看的新闻纪录片没有什么两样。哦,对于那些在逃亡途中死在稻田里的人们,那些在高音喇叭的掩盖下被木棒打昏后又被镰刀割死的兄弟,那些被残暴虐杀的姐妹,作为中国人,是要负起某些责任来的,至少要有一个负责的态度。面对这些冤魂也是面对我们自身。这就是我为什么称呼他们为“我稻田里的兄弟”,他们的姐妹也是我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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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代表作品有《思想与乡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