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我稻田里的兄弟（第2/4页）

事情的可怕正是在这里。所有这些单元，它们如何加在一起？当它们加在一起时，将通往何方？如何获得整体的意义？这是那些看起来普通的执行者们不知道的。他们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是一个总机器当中的一个螺丝钉，这个长长行为的尽头是他们望不见的，他们只能做分配给他们的事情，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对于自己视野所及范围之外的事情，他们无法知道得更多，实际上也不会让他们知道得更多。他们是在“无知之幕”底下行动。

那些遭遇者也不知道，正在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最终结果将如何。就像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进入金边这天，这座城市两百万居民接到通知说，为了躲避美军轰炸，他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座城市，许多人以为也许三天就可以回来。结果有几十万体弱多病者，在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中就地趴下，永远没有再站起来。

其余抵达“新农村”的人们，一下子退回到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原先“故事”的环节突然断裂，被导向另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那个谁也没有谋面的更高的“讲述者”，他凭着没有见过任何人的面，并且正是因为没有见过任何人的面，不需要对这些人做出解释和负起责任，便随意地决定了所有这些人的命运。

无论如何，当Houy和他的同志们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演示自己当年的行为时，当他们大步跨到屋子中央，做出开门、关门、扭着胳膊带走某人的动作时，当他们对着不同的牢房，为了一点小事大声训斥时，观众会明显感到在他们的举止以及身体中，流露出无可救药的卑微，体现出某种猥琐。他们的脸上越是无辜，他们的胳膊和腿的举动看起来便越是下流。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无法令自己看起来更好一些，这是“工具”的特点，也是他们本人作为“工具”的代价。他们的确受人驱使，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接受了自己作为“工具”这个事实，同意维护那个吃人的系统。这个系统叫作“安卡”，柬埔寨语“组织”的意思。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尔布特最初并不为人所知，他把自己弄得神秘兮兮的。一般人们只知道自己的国家由“安卡”掌权。一切命令均是由“安卡”发布的。1977年波尔布特访问中国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里，还帮助园林工人们修剪花枝，以体现自己保持劳动的本色。他喜欢用“细菌”这个词，来代表所有那些不同于他立场的人们，对于“细菌”的唯一办法就是消灭。

二

影片中的另一位幸存者是画家HengNath。作为S-21集中营的受害者，他再次来到当年的看守面前，与这些人构成面对面的质询。这种对质的局面，也是影片的基本结构。一行简短的材料显示，画家当时三十五岁，1977年7月1日被捕，排号十八，在他的备注中有一条：“保留使用”，这几行字使得他幸免于难。具体原因是他为这所集中营的头头Duch画像，将此人的面部画得如同少女般细腻光滑，令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感到满意。其余画家则在几天到一个月、两个月不等的时间内，陆续被杀害了。

画家已经两鬓斑白，眼睛里流露出悲哀忧伤。他单刀直入地问那些看守：“你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吗？”“这么野蛮的原因是什么？”看守们显然被问过这个问题，有他们自己现成的看法，但是在表达时不能不是支支吾吾的。Houy答道：“这件事……我觉得，就像发生意外的那些人一样……”他的意思是谁都是不得已。画家不依不饶：“就一句话，你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吗？”“如果在这里工作的人都是受害者，那么像我那样的犯人，他们算什么？”有人说，死去的人们应该叫作“被判刑的受害者”。言下之意，他们本身则是“施加刑罚的受害者”，听上去只是名称不同。“如果不服从，我们就会死，没有人能够逃得了。”这位画家继续追问：“你们在这种地方工作的人，怎么能够对这样的苦难习以为常？”这是历史性的追问，任何在那种机构里待过的人，都不得不经受这一问。每个人都有站在他“身后的力量”，这种力量会在恰当的时候，将他带到某个“质询的中心”面前。

Houy的回答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进入S-21军部，他们对我进行灌输，S-21是整个国家的核心和支柱，我们是国家的一只手，面对敌人，我们不能有任何的犹疑。”这个回答符合人们对他们的基本印象。这些人刚刚从农田里上来，腿上的泥巴还没有来得及除尽，当他们突然被赋予了一个神圣的使命，替这个国家清除敌人，这会让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自豪，带来那种决绝的冷酷表情。一个人，本来意义稀薄的人，突然被充塞进无比崇高饱满的人生意义，这会让他觉得特别神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