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只有“聪明人”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

记得《红楼梦》中有两句诗，“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几乎概括了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的所有奥秘，所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就是要让一个人学会世故，学会圆滑、乡愿。明哲保身、阳奉阴违、欺上瞒下……大凡媚权、媚俗，泯灭个性，磨去棱角，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所有这些都被视为聪明、成熟的标志，相反，则被看作是幼稚、天真，或者就是“傻瓜”。

从章立凡回忆其父亲的文章《章乃器在“文革”中》（《老照片》总第三十九辑）可知，章乃器这位“大右派”即使到了“文革”时期，还不止一次地要求公民权。当派出所警察警告他“不许乱说乱动，接受人民群众的专政”时，他竟然不无天真地回答：“我有公民权，不是专政对象。”因为1957年周恩来曾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亲口向他保证：“你们（指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享有完全的公民权。”为此他冒着严寒、乘公共汽车进城，要到中南海当面问问曾是“患难之交”的总理：“这话还算不算数？”结果是——“铁桶江山，进不去！”

只有读了他下面的自述，我们今天才会理解章乃器先生在“文革”当中仍在争公民权、捍卫尊严的举动：

“我踏进社会五十多年了。在这五十多年中，‘傻瓜’的徽号和‘学生腔’的讥讽是不断的，我始终不改。因为我最厌恶的是‘世故甚深’、‘暮气沉沉’和‘老气横秋’，那就不能不喜爱‘傻瓜’和‘学生腔’。”

这番话出自1971年3月章乃器写给周恩来的万言书中，当时他已七十四岁。可以看作破译他一生作为的精神密码，也正是他精神底气的所在。正是不怕“傻瓜”、“学生腔”的嘲讽，所以他的生命才会一再呈现出那种与猥琐的乡愿不可同日而语的亮色。

让我们倒转时光看看，1946年他在写下《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时，他发起民主建国会，创办《平民》杂志，要在国、共之外再造“第三种势力”，“替中国建立起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坚持“不右倾，不左袒”时，无不可以看出他的“傻瓜”气和“学生腔”。20世纪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他好好的金融界的大好前程不顾，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号，终于锒铛入狱，成了有名的“七君子”之一。更让我忘不了的是1927年11月，在银行界服务多年、前途一片光明的青年章乃器偏偏不安分守己，独自创办了“一个小规模的言论机关”——《新评论》半月刊，批评时政，激浊扬清。从写稿、编辑、校对到发行，几乎都是他一个人，而且完全利用业余时间。他的职业、环境足以让他养尊处优，他办刊纯粹是激于义愤、出于一种责任感，他独立坚持了一年多，直到被禁止发行。这样的往事今天听来仿佛天方夜谭，那年头却确实发生过。要知道，那时与“四一二”屠杀相去不远，黑云压城、血腥弥漫，上海还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如果不是有“傻”气，凭“傻”劲，谁会去干这样的“傻”事？！

“我所欠缺的就是不会喊‘万岁’……我认为歌颂一个人总应该用点脑筋，举出具体的事实加以肯定。空喊‘万岁’‘伟大’，不能不是无原则的捧场。”1974年，在泰山压顶、沦入地狱的日子里，章乃器仍然说出了这样“学生腔”的话。凭他这样的性格，后半生的命运自然早已注定，聪明人都知道那是一个不需要思想、更不能拒绝喊“万岁”的时代，只有“傻瓜”还要坚持做人的“原则”，还要自己“动脑筋”。然而正是在章乃器这样的“傻瓜”身上，后世的人们才看到了知识分子或者中国人的一点气节，一点做人的尊严。

我曾写过一篇《“傻瓜”推动文明》的小文，认为每个人都把生命的主要精力浪费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上，而且都以信奉中国式的犬儒哲学、乡愿哲学为荣，所以我们自古以来就少有特立独行者，少有甘做“傻瓜”，以“傻”为荣，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人物，这样的人即便出现了，也往往是以悲剧收场。难怪鲁迅会如此沉痛地指出：“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质言之，我们缺少的是一种凡事认真、认死理的“傻瓜”气，一种天真的“学生腔”。中国的许多问题之所以积重难返，就是因为国人太世故、太老成、太聪明，暮气太深造成的。

1933年5月，当希特勒权势显赫、如日中天时，爱因斯坦没有停止对法西斯主义、对野蛮暴政的公开批评，有朋友善意地劝他，他断然回答：“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试问，要是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对我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