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钱（第3/13页）

在米粉店里，我们学会了提前付账，当学生在身边的时候，尽管老板并不赞同这个。“你们是他们的老师，”冯小芹有一次对我说。“他们尊敬你，而他们应该为你付账。那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她也很大方；我经常在餐馆里免费吃饭。

部分的原因仅是因为“外国朋友”综合症，但在一个较小的程度上，他们对彼此也是这样。他们特别对他们的家庭慷慨——如果关系较近的亲戚需要钱，他们毫不犹豫，也不期待归还，钱就给出了。我的一个一年级学生，阿默，现在已毕业了，在西藏教书，那儿的收入是一个月一千元——比他在四川乡下教书的收入高一倍。但阿默把他一半的工资寄给了乡下的父母，他们都是农民，而在这种慷慨行为中，没有一丝负担或后悔的成分。“那是我的责任，”他只是那么说，当我问起的时候，而他解释说，只有这样，他的弟弟才能付得起他的学费。阿默在西藏的工作任期为八年，如果他提前离开的话，罚款高达两万块，但我从没听到他抱怨这份支撑他父母与弟弟的工作。

在涪陵，所有事情都有个价格，而罚款乃是生活中常见的一部分。如果考试没通过，学生会被罚十元，教室清洁不合格，两元，早操错过了，一块半。我从另一所四川学校的和平队员那儿听说，一个学生被罚了五百元——足够两个月的开支了——因为在校园里公开和女朋友牵手，当一个政府代表来城里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成年所做的准备，而成年后也有其罚金。有时你得为一个新工作而交钱——一个反向的奖金吧。廖老师起初在她家乡自贡一所学校里教书，但她的丈夫在涪陵，结婚后，她想搬来。她申请了，在涪陵找到了工作，但这时纠纷开始。自贡的单位要求她付五千块钱才能准许她离开，而涪陵师专也可以要她那么多钱，才让她开始工作。但涪陵这边把那钱给免了——显示出他们很希望廖老师来中文系工作。她很为此骄傲，涪陵师专给了她工作，不收一个子儿。你得是一个好老师，才能免费得到一份工作。

生第二个孩子的价码，超过了一万元，至少在接近师专的乡下是如此。在城里很少有人敢那么做，如果一个女人生了第二个孩子，她有失去工作的危险。如果她不是为一间国有单位做事，会有别的压力手段，有了第二个孩子，可能导致这个女人被迫做绝育手术。

多数城市居民看来已习惯了计划生育政策，接受其后果，而无抱怨。毕竟，他们每天都在涪陵拥挤的街道，人行道上摩擦妥协，这使得人口控制显得容易理解。但在乡下的态度便不同。在那里你可以躲避权力部门，而中国人给这些躲避行为一个词儿——超生游击队。一个女人会去跟亲戚一起住，直到她生下了孩子。在接近城市的地方它并不普遍，那里权力部门控制很紧，但随着你往山里走深了，家庭的规模就逐渐增长。

一次我在公交车上碰上一个农村妇女，她刚从集市回来，我们的谈话很简单，跟我许多次与说方言的本地人交流的情形一样。她问我挣多少，从哪儿来，为什么来涪陵这么糟糕的地方。这些都是很普遍的主题——人们总是奇怪，一个有自尊的外国人何以住到涪陵来，工资才一千块。对此，我没有回答；我不会告诉他们真相，说涪陵的不完美才是我喜欢这城市的部分原因，而正因为工资少，我才觉得富裕，我不需要担心存钱的事儿。

我告诉那女人我是被美国政府派到涪陵来的，那是最简便的解释方法——在中国，每个人都理解政府决定你的工作是什么意思。我向那个妇女问到她的家庭，她说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小儿子。

“但两个孩子不会给你带来麻烦吗？”我问。

“是的，但也并不厉害。我们得付罚款。”

“你的儿子多少钱？”

“四千块。”

“那不像现在那么多，是不是？”

“是。现在人们要付一万块。我们没付那么多。”

“那很好，”我说。

“那时比较便宜，”她带着怀旧的气息道。“在那些时候，罚款不是很重。”

“你一年能够存四千块么？”

“除非是年头不好。”

“所以那不算很多。”

“不算很多，”她说。

女人坐在那儿微笑着，想着她那四千块的儿子在家里等她。她收拾一下竹篮里的东西，又转向我。

“你们国家有计划生育政策么？”

“没有。”

“那你能有几个孩子？”

“要多少都可以。”

“真的？”

“真的，”我说。“如果你想要十个孩子，你可以有十个。没有限制。但多数人只有两个孩子，因为他们只想要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