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钱（第2/13页）

我吃着米粉，从我美国制造的塑料耐尔吉水壶里喝水。在中国，这种野营的水壶乃是无价的；它们由硬塑料做成，能够盛滚水，那种滚水在中国的酒店，餐馆，火车，轮船上都有供应。当我初次来到四川时，这种水壶还不普遍，虽然偶尔在成都那样的大城市里，我见到一个的士司机在用。通常那是通过一个亲戚或朋友从发达的沿海城市如深圳那儿买的。

在1997年的早春，几个成都商店开始囤积冒牌的耐尔吉水壶了，到了六月，每个人都有了。成都是个相对时髦的城市，外国风尚较易快速传播，经常不需任何原因。城里多数的自行车后挡泥板上，都装饰有“英特尔奔腾于内”的贴条，跟那些美国的电脑上的一样。成都几乎所有的自行车都只有一个档，肯定也没有英特尔在内；但那个贴条很时髦，你在哪儿都可以见到。

对于冒牌耐尔吉水壶的需求比较容易理解，尤其是在一个如成都般喝茶成瘾的城市，水壶通过社会各阶层迅速传播。他们首先为的士司机所拥有，他们比较容易在这种潮流中先导——的士司机有一点独来独往的品质，钱也不少[2]。在那之后，生意人跟上了，然后是小姐们，最后，到了夏天，甚至茶室里的老人也从假冒的耐尔吉水壶中啜茶。很快，你就能花二十块钱从四川任何一个城镇里买到了它了。

那些瓶子有一个标牌，把它们形容作美国人做的太空瓶。但它们显然是中国工厂的产品，因为它们没什么标准，而商标经常拼错。在那个意义上，事情跟十七世纪并无太大变化，当时一个叫多明戈的西班牙神甫形容了中国的商业模式。“中国人非常善于模仿，”他写道。“他们能把见到的所有欧洲货模仿到完美。在广东省，他们把几种商品仿造得十分完美，以至于把那些货品当欧洲货卖到内地。”

即便在这些水壶普及到了涪陵后，黄凯还是对亚当与我用的水壶十分着迷。这跟那闪亮的塑料有关，也因为它们和外国人的联系有关，黄凯始终不太信任外国人。

十二月的一天，我晃着我的水壶，把它放到凳子上。那小孩蹒跚上前，小心又好奇。

“股票，”他说。“股票。”

我转向他的妈妈。“他觉得它跟电视上的股票信息很像，”她笑着说。她手指向水壶的一侧，那儿显示着容量的标记水平，从100毫升到900毫升。我的水在五百毫升，还在减少。

黄凯忘了那水壶，转去了台阶上。他爬在地面，裤子裂开，在地上滚着一只玩具车。过了一会儿，我听他对自己嘟嘟着。“毛主席，毛主席，”他说。我不知道什么促使他说这个：在他家的客厅里，有一张毛泽东的画像，也许他想到了那个。他还没到两岁，脑子却已经混杂了许多的东西。

毛主席憎恨金钱。他的父亲——一个狡猾，贪婪的地主——挣了不少钱，也许部分是出于对他的叛逆，毛泽东憎恨任何与钱相关的东西。身为一个贫穷的革命者时，他鄙视它，身为共产党的主席时，他拒绝碰它。

毛是新中国的父亲，是以，也许部分是出于对他的叛逆，现在的中国人许多时间想的，谈的，都是钱。也许只是因为现在他们的钱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多了，有了更多的手段，去赚，去花，然而即便有了那么多新钱，却总还是不够。在涪陵所有地方，都有人在谈钱。

这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当说到财务问题上时，没理由羞羞答答。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的收入，而一旦某个朋友有了样新玩意——一件衬衫，一个收音机，一只笔——你会问他花了多少钱，他就会告诉你。提到钱，就好像过去人们碰面时的习惯：吃饭了吗？直到最近，这国家多数地区都还是穷的，而吃饭乃是人们找到真实乐趣之处，就像他们从挣钱中找到真正乐趣一样，不管是怎么挣的。

我喜欢这种坦诚；它帮助我去了解人们的生活，因为我可以问他们的收入或开销，不用担心冒犯他们。我总是告诉人们我自己的薪水（当然，考虑到何伟对他收入的态度，这并不难）——一般说来，这是人们所问的第二个或三个问题。在第二年里，这种自我揭露几乎不需要了；看起来城里的每个人都已知晓。一天夜里，我坐在南门山一张椅子上，跟聚拢来的人聊天，有人问到我每月的收入。在我回应前，另一个声音叫道，“他一个月挣一千块！所有师专的老师工资都一样！”

人们总是在谈钱，而我不会把他们形容为贪婪：我在涪陵所认识的中国人非常真诚的慷慨大方。如果我跟某个人一起吃饭，他或她会付钱；事情通常就是这样，我就是没办法。我们的学生也是如此——如果他们刚巧在学生之家吃饭，而亚当与我也在，他们总是想要付账，尽管他们的财政很紧张。同学们一般的预算乃是每个月两百块钱，或者说是二十四美元，那对他们的家庭来说，已经是不小的开支了。因为师专的多数学生都来自贫困的农村地区，学校给他们每人每月五十元的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