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J 自我批评（第4/5页）

我指向标题中出现的陈梦家的名字。“我对这个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也很感兴趣。”我说。“我在安阳和北京都听人说过他。你曾经是他的学生吗？”

“他是清华大学的老师。但我不算他的正式学生。”李教授说，接着他向我解释了他的背景。起初，李学勤学的是数理逻辑，但共产党在大陆获胜以后，北京的大学就开始了重组。李学勤的正规学业由此被打断，在那段时间，这个年轻的逻辑学家开始追求他的业余爱好：研究甲骨文。

“我18岁还是19岁的时候，就开始对甲骨文产生了兴趣。”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对所有不懂的东西都会感兴趣。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一旦有什么符号性的或复杂的东西刺激了我的好奇心，我就会想把它弄明白。这就是逻辑最吸引我的地方。当我第一次看到甲骨文的时候，我看不明白；这让我想要更多地了解它。”

他继续说道：“国民党逃离大陆的时候，把甲骨给带走了，但甲骨文的拓印在出版的书籍里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都未经过仔细的研究，甚至有些碎片还没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字。我闲暇时就做这个；我把那些残缺的碎片拼凑起来，找到它们之间的组合。我取得了一些进展，后来这引起了陈梦家和其他人的注意。他们叫我去考古研究所做甲骨文的工作。我基本上相当于是陈梦家的研究助手。”

他的声音有一点不易察觉的变化。他的神色还是一样的：下颚保持同样的倾斜角度，目光平稳。但他现在说话的节奏加快了，声线也提高了。他说起了那篇评论的故事：

“1957年以后，他被称为“右派分子”——那些人给他扣的帽子。那些年他过得很艰难。‘文化大革命’时期，做过‘右派’的人会有更多严重的问题。这就是他自杀的原因。”

“那时候，我在另一家研究所工作，所以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我认为他是1966年夏天自杀的，但直到那年冬天我才听到消息。当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非常难过。他是个了不起的学者。‘文革’结束以后，我们把他的东西、他的笔记和书本都保存得很好。”

他说完了，然而我打开了那份评论。在最后一页的中间，对陈梦家的个人攻击以刺眼的短语出现，吸引人的注意：

“自命甚高”

“竭力鼓吹自己”

李教授的目光停留在桌子上的评论和地板之间。“这不是我们该谈的东西。”他说。“陈梦家是个了不起的人，但我不想讨论这些。”

“我只是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我说。“我看过好些对他的批评，很多比这糟糕多了。每个人都告诉我，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很难明白这种事情，所以我想来请教你。”

如今李教授知道我为什么来采访他了。但我预料中的反应——困扰、戒备、甚至发怒，他都没有表现出来。这人看上去只是很疲惫的样子，眼袋沉沉地挂在眼睛下面。

“不只外国人很难明白。“他说。”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也很难明白。在那个时候，我们受到了压力，必须要写这种东西。考古研究所叫我写的。那时我很年轻，没办法拒绝。你会发现，我在文章里避免说任何有关政治的话题。我没有用过‘右派分子’，或其他类似的词。我把那种批评写成了仅有的一段，放在全文的最后。”

他说得对：在那篇评论中，个人化的攻击都浓缩到短短的一段里面。

“我不想写这个。”李教授继续说道。“评论里面我所写下的其他学术观点，那都没有问题。但那种个人化的攻击是我不想写的。那篇评论发表以后，我很少见到陈梦家。不过1960年代初期，我偶尔会在考古研究所碰见他。每次碰见他，和他说话总是觉得不自在。我没办法和他说话了，因为我感觉很内疚。我总是后悔我写了那篇文章。”

他说：“我想人们是理解的。很久以后，陈梦家已经去世了，我仍然和他的朋友有联系，有时我会见到他的妻子。他们从来都没有骂过我。我想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我仍然觉得很内疚。没办法。那是没办法的事。”

整个采访过程，我都在做笔记，现在李教授盯着我的笔记本看。

“我希望你不要在《纽约客》上写这件事。”他慢慢地说。“这是个私人的问题。我希望你就写断代工程和我们早先谈到的那些事情。”

我说除非我可以充分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在此之前我是不会写这件事的。

“这些事很难理解，虽然人人都知道那段时期是非常可怕的。”他说。“‘文革’开始的时候，如果人们批评你，你就会相信你真的做错了事情。我自己也被人批评，我也相信其他人说我的话。每个人都是这样，这成了一种社会心理。有那么多的敌人——看起来，每个人都是一个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