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J 自我批评（第3/5页）

李学勤说，中国古代史起源的确切日期将于明年年末公布。

研究了李学勤的学术生涯以后，我就约了一个中国的记者朋友见面。他在共产党的新闻机构——新华社工作；不过业余时间他都花在研究历史和考古上。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接触了一些官方内部流通的文件，并调查了一些已被人遗忘的事件；他希望有一天可以发表所有的这些调查成果。他喜欢说自己是“左手为新华社服务，右手为自己服务”。我们两人年纪一般大：都是30出头，龙年出生的人。

我让这个朋友提些建议，告诉我如何接近李学勤。他叫我不要提陈梦家的名字。我应该以别的事情做借口，请求给他做采访，然后采访的时候才提到他当年批评陈梦家的事。

我问：“如果他拒绝回答我怎么办？”

“嗯，他可能会这么做。不过如果你出其不意地问他，可能他会回答。”

“你觉得他会说什么？”

“中国有句俗语叫‘如日中天’。这就是李学勤现在的地位。他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回头去看那篇评论，我很怀疑他会觉得‘我不应该这样攻击我的老师’。反而，他很可能会想：‘看我那么年轻，学识就那么厉害了。’”

他继续说道：“这个国家的学者都是这样。这是一群邪恶的人：很多人做了他们不应该做的事。我听说，陈梦家自杀以后，学者们把他的办公室翻了个底朝天，读了他的笔记，其中有些人后来把陈梦家的观点据为己有，并发表了文章。过去有很多学者都做过类似的事，但他们是不会承认的。中国人不愿意这么审视自己。他们极少会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

我们的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我的朋友鼓励我追查整个事件，它说，在中国，太多这样的历史已经被人遗忘。“这种事情中国记者是做不了的。”他说。“我当然不能给新华社做这种报道。但你是外国人，你办得到。”

我去了李学勤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和他见了面。他快70岁了，前额很高，两只眼睛下面挂着大大的眼袋——一副勤奋工作的学者模样。他穿着灰色的羊毛西装，打着红色领带，脚上穿着拖鞋。他告诉我他在美国呆过一段时间，他在休假的那一年去了达特茅斯学院；他的英语说得很好。我原来告诉他的是我对夏、商、周断代史工程感兴趣。

“它是由一个叫宋健的人发起的。”李学勤说。“宋健是控制论的专家，但他向来对考古学很感兴趣。1990年代初，他去了欧洲和地中海沿岸，参观了很多博物馆，特别是在埃及、希腊和以色列的时候。当时他想：‘外国的纪年比中国清楚多了。’他回来以后，和我以及其他学者聊过，问我们能不能为中国的纪年做些什么。主要来说，我们决定让科学家们更多地参与到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中。”

李学勤教授解释说，天文学家帮助追踪了古代文献记录的日食和月食，其他科学家的科研技能促成了碳14年代测定法。他指出，这项工程资助了安阳的工作：在安阳的调查中，首次发现了地下之城的证据。

“我们的纪念和过去的观点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他说。“比如说，我们看看商朝末年，也就是商被周打败的时候。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但事情发生的确切年份，过去一共有44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时间跨度长达112年。我们利用最为可靠的原始资料，把时间跨度缩短至30年之间：从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我们认为，最准确的日期应该是公元前1046年。我们不是说这个时间肯定是正确无误的。但从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来看，这个时间最符合的。”

“这真的只是个开始而已。”他说。“我们正在准备另一项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工程。当然，有些人说我们想要延长中国的历史，但这并不是事实。我们只是想搞清楚中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这和研究古希腊、埃及或以色列没什么不同。对这些古文明的研究全都做得比中国深入。中华文明有一个特质：它流传至今，而其他的古文明已经消失了。”

我等了半小时，才转换了话题。我把那篇评论从我的袋子里拿出来，放在我们中间的桌子上。当下李教授如有任何反应，他都很好地隐藏了起来。

“我看了一些你的文章。”我说。“我注意到这篇写甲骨文的。我也看到张光直对你的评论，他赞赏了你关于商朝祭祀名称的理论。”

“是的，那对我意义重大。”李教授笑着说。“不过我当时甚至不知道他写了什么，是过了很久以后才知道的。他第一次看到我的论文时是在台湾，当然，那时候两岸不可能有什么联系。直到1971年我才看到他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