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好莱坞（第4/11页）

对于波拉特这样的人，是为生活所迫而从商的，内心就更是充满了愤怒。而另一种知识分子的极端，就是理想主义与信念变成了正统，这对他来说是同样的邪恶。他憎恨那些商贩们的眼光短浅，但他更讨厌那些痴迷于空洞观念的人。在雅宝路，他对两类人的批评是从来不留情面的。他看不起北朝鲜人，在他看来，北朝鲜人是由古到今最为糟糕的共产主义者。他也受不了阿富汗商人。有时，他们会到维族餐馆里来，通常是三、四个人一起。我知道的那些中间商，没有一个曾经和这些阿富汗商人做过生意；这些阿富汗人来到雅宝路，不是为了买汤米。希尔菲格（Tommy Hilfiger）或者乐斯菲斯（North Face）的。这些男人蓄着胡须，样子憔悴，夏天里也裹一身长袍。有谣言说他们是贩卖珠宝和毒品的。每次他们走过，波拉特就撇撇嘴，露出很不屑的表情。

“他们跟共产党人一样，”又一次波拉特对我说：“阿富汗国内没有自由可言。你必须有某种信念，而且不能问任何的问题。所谓伊斯兰教和共产主义，它们的实质一模一样。”

对于维族的知识分子来说，对伊斯兰教持怀疑态度并不是一件稀罕事。以前，这支少数民族并不属于特别虔诚的教徒，但改革开放以后，维族人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198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特意鼓励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为建造穆斯林建筑提供资金，甚至赞助了维族的宗教领导人去伊斯兰教圣城麦加朝圣。当局希望宗教信仰的兴盛，能平息当地的动乱；所以1985年发生的一系列暴动，让当局非常意外。当时几千名维族人游行示威，抗议汉人迁徙到新疆来；他们也指责中国人在新疆的沙漠地区做核试验。波拉特参加了那次游行，然后第一次被关进了监狱。

那次游行示威主要是与政治相关，但中国领导人相信，伊斯兰教徒在其中起了主要的作用。1985年以后，当局忽然改变了策略，面对维族人的暴动，采取了压制宗教活动的方式。然而伊斯兰教持续在当地发展；很多人由此相信，政府起初的鼓励政策和随后的镇压手段，起了相同的积极效果。而对于波拉特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和当初毛泽东主义的盛行一样，是很有威胁的。他认为维族人正走出一种貌似正统的信念，但又走向了另外一种。

维族人的圈子相对来说比较狭小，在那个圈子里，波拉特信任的人寥寥无几。他定期会给几个流亡在美国的新疆人打电话，也会召集在北京工作的好朋友时不时聚聚，一起吃饭。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大部分也做出了某种程度的妥协：他们或沦为了商人，或在北京的少数民族学院里教书——中共严格控制着这些学校。

200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波拉特邀请我出席他为一个维族好朋友所安排的晚宴。波拉特以前告诉过我这个人的一些事情，他有时会在中国电影里扮演外国人，获得一笔额外的收入。这个人刚在南方参加拍摄了一部电影，现在要回新疆去，途经北京。

波拉特在日坛宾馆的维族餐馆订了一张长桌子。日坛宾馆就在“好莱坞”夜总会旁边。那晚上来了总共有12个男人。在中国，我常感到自己的样子和周围的人群格格不入；但那天晚上我觉得好多了。那晚来的男人大多和我一样，轮廓很深，鼻梁很高。只有一个微妙的细节，会让人觉得不大对头——我们之间的谈话主要以中文进行。我知道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并不爱说这种语言；他们是为了让我有融入感而特别破例的，所以我很感动。（注：这些维族人基本不会说英文，而我不会说维语。）

他们全是维族人，除了有一个是出生在中国境内的塔塔尔人。那个塔塔尔人告诉我，中国50多个少数民族中，塔塔尔族是唯一一支故乡不在这个国家境内的少数民族。20世纪前半叶，因为斯大林的苛政，塔塔尔人逃离故乡，越过了苏维埃的边境；他就是那些塔塔尔人的后代。

那塔塔尔人头发是金色的，那个维族的兼职演员也是。“他是个假洋鬼子，”波拉特对着我开玩笑地说：“你是个真洋鬼子。”

通常，“假洋鬼子”这个词用语描述盲目效仿西方事物的中国人。我问那个兼职演员，他的电影演得怎样；波拉特摆出一副敦厚的样子捉弄他。

“你死在中国人手里多少回了？”波拉特问道。

“好几回啦。”那男人咧开嘴笑了。

“你在《鸦片战争》里被一个中国女人杀掉了！”

另一个维族人——他是个教授，说话了。“那部电影的剧组，在中央民族大学里找了很多学生做临时演员。有人还在拍戏时受伤了——我记得是个哈萨克族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