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好莱坞（第3/11页）

造成这个情况的部分原因，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实力，让做小买卖的外国商人吃不消了；而且它也严重打击了美元交易的黑市。每次波拉特说起现金汇率的时候，他都要强调当局调控所造成的影响——或是深圳边境出了个问题，或是打击中亚海关办公室的贿赂现象。从这些货币兑换商的角度看，这些事情是导致汇率变动的原因；然而实际上有更为强大的经济力量决定了汇率的改变。中国政府想要保持对经济的控制，在过渡时期确保社会的稳定局面，所以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其与美元的汇率被牢牢固定在一个点上——在银行，你用1美元会换到差不多8.26元人民币。然而这种人为操控的稳定汇率导致了黑市的发展兴旺，为人们在中国发财提供了其他的机会。当中国的富商对国内的股票和地产市场没有信心时，他们就会储蓄美金，或者用美金进行海外投资。不过情况近来有了很大变化。从1999年开始，北京和其他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开始迅速发展，大家都需要人民币现金去进行投资。我1999年春天到北京的时候，1美元可以换回来9块钱；一年以后，黑市交易的汇率就掉到8.7了。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个好现象，然而对波拉特这种商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国家经济的日趋繁荣正在让黑市走向毁灭的命运。

然而不管怎样，波拉特还在从兑换货币的交易中赚到不少的钱，我也知道他的语言能力在中国比在美国要有用得多。我直白地告诉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他呆在北京比呆在美国要过得好。不过，波拉特坚持说，钱的因素与他要去哪儿生活的决定无关。“我不是个生意人，”有一回他对我说：“我是受过教育的，我还曾经做过老师。北京这地方不是我的家，这种生活也不是我想要的。”

他对待做生意的冷漠态度真令人不可思议。在如今的中国，人人都公开地说着钱的事，波拉特也不例外；我们的很多对话话题都围绕着各种兑换汇率和批发价格。然而他似乎有意让某一部分的自己抽离了这个世界。他语带嘲讽地说着他做成的交易，好像那些事情是一个陌生人指挥他做的。当他告诉我那批假的诺基亚电池时，我问他会不会担心，一旦俄罗斯人发现电池的质量那么差，他们会非常生气。“他们知道那些电池是假的。”波拉特说：“否则，怎么可能卖那么便宜？那些俄罗斯人从来不会生我的气。我只是中间商，那些东西又不是我生产的。”

他的生活被鲜明地分割成两半：一半是实用主义，一半属于理想主义。他在雅宝路的商业环境里谋生，然而他闲下来的时候却多半在考虑那些遥远的人和事。他的妻子在1000里外的地方生活；他在新疆教书的日子已经成了遥远的记忆。当我们谈到新疆时，他常把它叫做“东土耳其斯坦”，那个独立的共和国1949年以后就不存在了。至于美国，听起来也是个那么遥远的地方。他说他喜欢读关于美国历史的书，尤其是关于亚伯拉罕·林肯的著作，原因是这个总统解放了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波拉特热爱美国的文化；每年夏天，日坛公园开爵士音乐会的时候，他都要设法弄到一张工作通行证。他一遍遍地看电影《教父》：尽管德尼罗在戏里只是配角，他仍然演得棒极了，简直就是个传奇。

起初，我以为只是因为雅宝路的一切让人沮丧，而波拉特的美国梦是他暂时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他其实不是真的要去美国，只是需要说说他的美国梦。但后来，我逐渐意识到波拉特身处一种复杂的状态中。雅宝路上那些赖以谋生的小生意确实困扰着他，而他对其他维族商贩的态度，有时是相当势利的。每次他遇到别的维族商贩，总是友好地与他们握手；但一转过身来，他就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这些人没什么文化，也不懂政治。在波拉特眼中，这正是他与其他那些维族商人格格不入的原因：他是一个流落北京城的知识分子，原因是他在新疆的生活出了问题。

维族的文化里划分了界限分明的阶级，知识分子阶级在农民和商人之上，并自觉维持着这一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阶级之间的界限更加明显，每一阶级都自有一套和中国人交流的关系。

在新疆这样的地方，中国人会把经济发展当作有力的政治工具。维族的农民有时能从政府出资兴建的基础设施中受益，也能得到农业的补助金，所以他们可能消极地服从了中国人的统治，甚至有些人会持欢迎的态度。维族的商人也是很讲求实际的，他们要做生意，就要有途经弄到中国生产的商品。但很多维族的知识分子强烈地反对北京当局的控制，那些文化层次低的维族人在他们眼里，也成了当局的合谋者——这一事实让他们的内心更为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