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说理论证的“主张”和“理由”（第8/14页）

说理中的普通知识有些是不可靠的，不能因为许多人都有某种知识或相信某种知识，就对这种知识深信不疑、盲目信任。在说理中，对待普通知识与对待其他知识一样，需要仔细检验它是否可靠，还要谨防它所可能包含的歪曲论证。这种检验不是为了抬扛，不是你说是，我就偏说不。一个人检验对方说理是否真实可靠的时候，也是在搞清楚他自己是否有理由怀疑对方。

如果说知识性常识可能不可靠或有谬误，那么，逻辑性常识（常识逻辑）也是一样。常识逻辑与形式逻辑不同，它依靠的不是严密的逻辑推理，而是与其他人共同的思维方式、习惯想法或来自某种文化的先在假设。常识逻辑在缺损三段论证（修辞推理）中最为常见。缺损三段论证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运用的说话方式，通常也与常识有关。例如，天气预报说今天有70%下大雨的可能，而你又恰好有一个与朋友外出野餐的计划，那你就会说，“我们最好取消野餐，因为今天要下雨。”这句话听起来很直接，也已经有了充分完整的信息，但其实包含着一些没有说出来的假设和文化信息。这些假设和文化信息在帮助理由（因为会下雨）起到说服的作用（所以放弃野餐）。它们大多是常识。例如，野餐是在户外进行的，下雨时最好不要去野餐；下雨天野餐不方便，会很无趣；70%下雨的机会，机率很高；天气预报基本上准确；等等。在向朋友建议取消野餐时，如果你把这些常识性知识一条一条说给他听，他一定会觉得你很可笑。一般人只要听到你的建议就能明白，因为你那条建议的信息已经充分，不需要再增添其他信息了。但是，不需要增添不等于没有，因为那些你没有说出来，以为无须增添的信息其实已经包含在你那个简短的建议里了。你在做建议时也已经知道，别人在一系列常识假设或日常知识方面有着与你同样的常识。但是，许多缺损三段论证并不是这样不证自明的。例如，“必须反对宪政民主的论调，因为那是敌对势力想要颠覆我们的阴谋。”“iPod这个新玩意破坏文明社会，因为它让人互不联系。”“所有的公共厕所都应该男女混用，因为男女分用是性别歧视。”要证明这样的主张正确，会比下雨不该取消野餐费事得多，因为它们所包含的假设不是下雨不便野餐那种不证自明的常识。

比起日常经验或文化常识，逻辑常识则较难察觉。逻辑常识受制于普通人的思维定势或心理习惯，即使我们对它有所察觉，在说理时仍会受到一些不可靠和错误逻辑常识的影响而有所谬误。例如，常识逻辑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不坏就是好，不好就是坏，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这种思维方式看上去有些幼稚，其实在精英人士那里也不鲜见。例如，蒋介石训诫黄埔学生说：“古人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余更续数语曰：‘不为信徒，便为叛逆。’更进一言曰：‘不为同志，便为寇仇。’”在说理谬误分析中，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正是那些与常识思维定势有关的谬误，它们主要是一些非形式逻辑的谬误。（参见第七讲）

说理中的逻辑推理之所以会有谬误，往往与依赖于某种未加检验的思考习惯和心理定势有关。而且，逻辑的谬误经常还与不确实的知识同时发生，在一般人那里如此，在专家和专业人士那里也是如此，他们说话时可能看上去有根有据，但其实知识和逻辑都不可靠。例如，《环球时报》2014年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说，不久前他在德国参加第三届柏林工业论坛时，有欧洲学者称，以后的世界就是中国和美国的世界。金教授用“欧洲学者”的话来说出他自己的结论（主张）：“未来世界属于中国和美国”，这在说理中是常见的，并无不妥。但是，这是一个需要用理由来证明才能成立的结论。有两个办法可以为这个结论提供理由，第一个办法是援用这位“欧洲学者”原来的理由，当然必须向读者介绍这位学者的姓名、专业特长、在哪里发表了这番高见等等。第二个办法是金教授自己提供理由。

如果没有理由，不管是谁的主张或看法，读者都有理由将其视为只有结论没有理由的武断之词。如果金教授自己认为“以后的世界就是中国和美国的世界”，而用某位“欧洲学者”（他心目中的“权威”）来作支持这个结论的理由，那么，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这就像一个小孩子在说，你爸爸是坏人，我爸爸说的。再了不起的权威也不能直接用作理由。这是因为，就算在专门领域里，你心目中的权威也不等于别人认可的权威，权威与权威的意见并不一样，有时还是相互冲突的。更何况，在公共说理的时候，听众是普通人，而不是专业人士，专门权威的名号再响亮，他们也可能听都没听说过，当然也就吓唬不了他们。普通人用自己的普通知识来衡量理由是否充分，在这样的知识范围里向他们提供直接支持结论的理由，那才是正确的说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