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说理论证的“主张”和“理由”（第6/14页）
我班上的学生在讨论了这篇文章后取得的一致看法是，多尔夫曼的故事有翔实的细节，感情饱满，但他的个人经历并不能对他的结论起到充分的论据作用，因为他的个人经历过于特殊，与大多数新移民孩子的经验或经历有很大的差距。一个人的事例如果太特殊，那就难以得出普遍性的结论。他们评估多尔夫曼用作事实证据的个人经历，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并不随便怀疑叙述细节的真实性（如多尔夫曼是否在二岁半时就记事，或住院以后就只说英语了），个人经历的证据价值并不在于每个细节的确实无疑（这与口述史或关于过去灾难的个人叙述是一样的），而在于可认同性。第二，他们撇开那些可能缺乏真实性的细节，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叙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否具有普遍性。在说理论证中，个人经历在听话人那里是否能起到说话者所期待的论证作用，可认同性是相当重要的，说理评估时必须要考虑到这一因素。
一个人在说理的时候，用自己的个人经历或转述别人的个人经历作为论据，如果个人经历能被别人认同，那往往是因为别人也有过或听说过类似的经历。这样的个人经历虽然看上去许多人都有，不足为奇，但却会让听众有亲切和熟悉的感觉。具体生动的个人经历叙述同时有提高说话人可信度（ethos）和产生感染力（pathos）的作用，比泛泛而谈或抽象提及某事更具有说服力。
个人经历的论据，所起的不是逻辑意义的归纳作用，而是修辞意义上的举例证明作用。从逻辑上说，一个一个相同或相似的经历叙述（如阶级斗争年代对“旧社会”的“诉苦”），可能让人归纳出某种具有确定性的普遍结论（旧社会暗无天日）。但是，只要有反例，这样的结论就可能被证伪或推翻（因此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人说旧社会“不苦”）。举例证明则不然，举例是为了支持一个看法，对之提出局部的证明，其目的不是为了推导出某个确定无疑的结论。
任何一个例子都是与其他相同或不同的例子并存的。它们相互并不排斥，你用一个例子来证明你的看法，别人可以用一个不同的例子来证明与你不同的看法。由于个人经历的局限性，个人经验叙述的证明都不可能是全面的，不同的例子是不能相互证伪、相互否定的。不能说，我有过某种个人经历，亲自看到听到过什么事情，你说的是与我的经历不同的事情，那就一定是造谣诽谤、恶意中伤。你和另一个人有不同的看法，用不同的例子证明各自的看法，你的例子可以让他看到他的看法不全面，他的例子对你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说理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取得更真实、全面、客观的共同看法。
当然，作为事实证据，个人经历叙述或转述还有一个可信度的问题。这和其他事实证据（如证词、数据、民调结果等）的可信度是一样的。对任何一个用来支持结论的事实证据，都有必要评估它是否真实、可靠。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可以看看有没有不同性质的个人叙述，能否从同一个个人叙述得出不同的解读或看法，证词细节是否有自相矛盾或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地方，取证的方式是否可靠（如民意调查提问的方式是否合适、是否造成误导），等等。一般来说，如果这类证据存在疑问，无法核实，那就应该避免使用。
事实证据的讹误并不一定是因为假造事实，故意欺骗（当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从说理的相互信任原则出发，在能够证明说理者故意欺骗之前，应该先认为他是诚实的。个人经历的细节不实可能与记忆差误有关（现在已经有很多记忆心理学的专门研究），记忆差误也是口述史经常遇到的问题。例如，有一篇题为《口述史的困境：1966如何捞出来三个老舍》的文章介绍，有三位证人都说老舍尸体是他们在渔场渔民的帮助下独自打捞的，但他们却是在同一时间（1966年8月24日清晨，其中一位记得好像应是8月23日）和同一地点（太平湖）打捞上同一个人（老舍）。如果只有一个口述，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但因为有三个不同的口述，我们便不能不怀疑所有这些口述的真实性，因为它们是相互矛盾的。以常识就能判断，三个口述不可能都是真的，而且有可能一个都不是真的。
当只有一种说法时，我们有时候无从怀疑；但是，如果出现了不同的说法，尽管不一定是更准确的说法，也会使得我们用存疑的态度去看待第一种说法。这就是公共生活中应该允许并鼓励不同看法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它使得有助于进一步思考的存疑成为可能。我们在评估公共说理中的事实证据时，经常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形。在说理中出具或接受一个事实证据的时候，需要考虑到有没有与之矛盾或不符的其他事实证据，这叫检查证据，也叫考虑“反方意见”（counterargument），在图尔敏模式中，这被称为“反驳”（rebuttal）。（参见第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