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的与未读完的

检点二〇一一年所读书籍，发现看过部分的不少，读而终卷的竟屈指可数。是知打开一本书，不难，读完一本书，不易。

没读完的也不是就不能说，比如“广西师大”几年前出版的《大问题》。这不是新书，不唯在出版业发达，上市新书很快就被后来者覆盖的今日，早已是明日黄花，然而书之高下，固不可以新旧为判。因没赶趟的冲动，好些新书也都是放旧了再读，——经得起“旧”倒是好书的一个标志。抢读新书往往可以进入某个热门话题，“旧”书如经得起旧，则往往涉及更普遍性更无时间性的话题。《大问题》以其问题之“大”，自然是如此。读过的哲学类书中，这是最没有“哲学”面目却不乏哲学意味的一种。教科书通常面目可憎，刻板老套之外，一个要命的地方，是常常以简单化、粗鄙化、浅薄化来达到所谓的易于掌握，结果是充塞各种再也见不到问题踪影的“知识点”。此书的教科书身份并不妨害作者进入问题，讲述得生动流畅只是其表，作者对思考的明晰性致意再三，诸多的问题也有很好的澄清，这样的澄清却不以简单化（实为对问题的遮蔽）为代价，相反，书里处处是活泼泼的问题。不知欧美教科书的普遍水准，能由这样的书进入知识之门，真是让人羡慕。

知识爆炸的时代，概念的建立与澄清似乎显得尤为必要，否则鸡同鸭讲的局面殆不可免。往往几个概念就通向整整一个学科，而学科的林立好像是收拾知识的乱摊子的不二法门，虽然也未必就收拾得了。专门化往往令人望而却步，然而即使不是作为研究者，现代知识体系的大概总该略知一二。译林出版社推出的“牛津通识读本”，“吉林人民”几年前组织翻译的“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都属可助“略知一二”的书。本年度读了其中的一些，既为丛书性质，写与译的两方面，难免都参差不齐，但大体令人满意。这都是些化专门为常识的书，也许卑之无甚高论，常识要说得好说得通却也不易，而像在生活中一样，在知识领域内，要紧的也是建立常识，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

知识须以思考来贯穿，《大问题》一书开明宗义，起首就引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一本好书，自也应该有助于对生活的审视。本年度读完的书中有两本印象深刻，都可说是“有所思”的书。

其一是何伟的《寻路中国》。他的“中国三部曲”中，目前似乎只在出版社题中应有的技术处理后出了这一种中译本，《江城》和《甲骨文》我都是磕磕巴巴读的英文本。肯去和英文较劲，当然是因为《寻路中国》读得兴味横生。身为外国人，作者与中国式人生的隔膜自不待言，与寻常观光客不同的是，他以他的思索勉力穿透种种的“隔”，以至于经常化“隔”为“不隔”，达到对中国生活并非浅表的领悟。与之相反，身在其中，我们倒往往是和所处的环境高度同一的，不知不觉。美国媒体称作者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并非虚语。如“寻路中国”这书名所双关的，三部曲是对中国的传统与现代的某种问询。当然，可以料想得到的是三部曲连同在西方获得的赞誉，都极有可能被视为“西方阴谋”的一部分。于此除了佩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过人本领，我却也无话可说。

哈金的《南京安魂曲》是否也会被举为“西方中心”的明证，我不敢肯定。这是一部记忆之书、反思之作。之所以会有上述的担心，是因为这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小说，据于中心位置的“英雄”是个白人女性。倘说书中隐含的关键词的确就是“记忆”，那么在大屠杀中并不能径直归为受害者的魏特林小姐，却似乎是书中最难抹去大屠杀阴影的一人：直到回到美国之后，她仍被自己对几个中国女子未尽保护之责耿耿于怀，亦以此抑郁而终。我印象很深的那个出场不多的中国医生，此人一边在日本人治下虚与委蛇，暗中则在帮助中国人。但是他的角色令他不能自安，他因自己接受这样的角色而羞愧无比。就像魏特林不能用可以成立的理由说服自己一样，医生也不能因他的暗中相助摆脱负罪感。我相信哈金塑造这一形象时部分地将自己也摆在了被审的位置上，医生因此几可说是许多中国人的一面镜子。倘说哈金以他的方式延续了鲁迅关于“国民性”的思考，也许不能算是夸大其词。

读此书时恰遇《金陵十三钗》上映，我想张艺谋的电影招来这方面质疑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虽然同样有一个洋一号，这个角色却更多是一个目击者，此外很可能是为了平衡中外，前半部又专设了一位抵抗英雄，不致留下“唯余妓女不屈”的话柄。此种相当光明的描写是否能完成某种想象性的救赎可以不论，影片的“政治正确”是不成问题的了。当然，《十三钗》与《南京安魂曲》除了同样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之外，完全不可相提并论，牵出来已属题外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