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而又陌生

最初是在《读库》上读到何伟的文章，有眼睛一亮之感。很快就听说他的《寻路中国》出了中文版，书店里买不到，从网上下载了看，却没有全的，倒意外发现同一作者的River Town（《江城》），便也下了来读。尚未读完，前一书的“上海译文版”到手了。于是这几天往返于中文的《寻路中国》与英文的River Town之间。所得的印象却一般无二：外国人写的书，但是很“中国”。

我的意思是说，何伟笔下的中国我们很熟悉。即使我们没有到过他作为志愿者任教的涪陵，没住过北京边缘处的那个荒僻的小山村，没有他驾车一路采访各色人等的经历，因为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全部的经验几乎全来自中国的生活，据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体味他写到的情与景、人与事。看看自己如何出现在“他者”的取景框中，无异于一种有趣的经验，与此相伴，有意无意之间，我们还会不自禁地扮演裁判的角色。“原型”是否天然地拥有评判他人演绎的权力与资格，并非毫无争议，然而此种批评冲动具有如此的普遍性，其本身也许就提供了存在的理由。

关于西方人能否正确地书写中国，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或具体的肯定抽象的否定，均不乏其例，难于一概而论。鲁迅信中与人谈论赛珍珠的小说，颇不以为然：“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赛珍珠），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咬定“中国的事情”唯中国人能得其“真相”，似乎是杜绝了洋人读懂中国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鲁迅对阿瑟·史密斯《中国人的气质》一书的赞赏则又是众所周知的。并观二说，与其说是鲁迅陷入了自相矛盾，不如说是具体的语境导出了不同的判断。到头来我们还须面对一个个具体的个案。在西方人的中国书写中，固然充斥比较文学形象学所谓对异国的程式化的“集体想象”（事实上本国的作者对其他人群何尝不是充满想象），却也时能见到作者摆脱此种想象的努力，何伟的书可视为一个好的例子。

能让中国读者对书中的种种描述有似曾相识之感，当然源于作者在走进中国人生活时付出的努力：学中文，和中国人住在一起，生活在中国人堆里，清明和他们一起去上坟，小儿百日一起庆贺；不住涉外宾馆，宁住普通中国人住的旅店；不坐游轮，宁乘当地人乘坐的慢船……有时候你会觉得他快赶上过去对下乡干部要求的“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这无疑令他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有相当的了解。然而即使当真做到了“三同”，也不能保证“真相”的获得，所谓“三同”可能导致的是有意无意的同化，同化则有可能不是离真相更近，而是更远。

能够对中国人的生活有所发现，恰恰相当程度上仰仗作者的“他者”视角。何伟在中国生活多年，其身份，最初是在高校任教的“世界和平组织”的志愿者，后来是《纽约客》驻中国记者，有一重身份却是始终未变的——他是一个“外国人”。他或许不愿在抛头露面的场合被看作“外宾”，或许反感围观者指指戳戳看猴似的嚷嚷“外国人！外国人！”，却从来没有放弃利用“外国人”的视角，事实上这也是他无从放弃的。他与中国人、中国生活的相遇，包括他的好奇、他的不适、他的赞与弹，在在让他意识到他的这重身份。而他时或有之的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也并未弱化他作为他者的观察。正是借助这种眼光，他所呈现的中国人与中国生活一方面是我们所熟悉的，另一方面却又有一种陌生：他将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一切陌生化了。

在此对“集体想象”与“他者眼光”做一区分也许不无必要。“集体想象”对对象的覆盖往往形成遮蔽，“被想象者”因被符号化而面目全非，当然没有“熟悉”可言；“他者眼光”则可以具有超越“身在此山中”的意义，让“远近高低”显得既熟悉又陌生。此种陌生化的效果，实缘于我们对周遭人与事的习焉不察，所谓“习惯成自然”，而不接受、认同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生活就立马显得异样。何伟并未试图从他所记述描述的中国图景中抽象出“中国人的气质”，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书未尝不可以视为史密斯书的当代版。早有人目光如炬别具慧眼地指出史密斯制造话语的叵测居心，对此说当然可以取“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的立场，顺理成章地，也可以对何伟书来一番透过现象的诊断，但对我而言，这显然陈义过高。何伟与我们之间唯一的“隔”，可能在于他的观察更多地源于“知”的冲动，我们对中国的人与事则有更多“理解的同情”、“同情的理解”，更多的切肤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