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书狂

香港有部名为《我为卿狂》的电影，似乎是三级片，这里套这片名，是想暗示有的时候，人的确可以是好书如好色的。其实我想说的也不仅是我，个别的书痴、书迷为书而狂，这在哪个时代都有，此外我在书迷里“狂”的程度够不够级别，也是个问题。我想说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陆读者对书的一种群体性的疯狂，——是饥荒太久的缘故。

不同的时期，疯狂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文革”中，就只能是地下或半地下，因有非“法”色彩，仅限于钻头觅缝地觅书，暗中饕餮般地吞食，顶多是“暗潮涌动”，不可能具有群众性的规模。到改革开放之后，书店架上渐渐有些可称为书的书了，疯狂才是形之于外的。以我所见，最有声有色的表现，当数其时书店不时出现的抢购场面。

形成抢购场面得有两个条件：一是有得卖，倘像“文革”中那样，书店根本无书可卖，当然无从谈起；一是严重的供不应求，倘像如今这样，但凡你想买，要多少有多少，也就不会有抢购之事。且说自一九七七年开始，肯定是得了上面的指令了，出版社开始选择一些保险系数较大的名著，大量重印，过去求爹爹告奶奶还很难借到的书，比如《安娜·卡列尼娜》、《鲁滨逊漂流记》、《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居然在市面上可以见到了，真让人喜出望外。这是应急的法子，现写、现译，都要一个过程，“文革”前出过的书，纸型还在，拿过来就印（我那时买的西方文学书，繁体的、竖排的很是不少，若新出则肯定是简体横排），快得多，——好比赈灾，都是仓里的陈米。肯定会让今之出版商欣羡不已的是，许多书一开机就是几十万，饶是如此，市面上还是一抢而光。这是可想而知的，照常理，有文化的人家中多少该有些藏书，买书应是逐渐地添置，无奈“文革”之凶猛甚于秦火，绝大多数可称为书的书都被当作“封资修”，烧了，封了，当废纸处理了，又无像样的新书出来。此时买书，对旧有藏书的人，是重起炉灶，对我这样年纪的人，是白手起家。拜“文革”之赐，我以为说书籍需求量之大“史无前例”，不算夸张。

抢购之事，现在也是有的，据说前几年《哈利·波特》英文版某日子夜时分全球同步首发，大陆大城市里就有许多人夤夜排队等着买。书店搞某部畅销书的签名售书，大排长龙的情景也可一见，但那属于身份消费或名人效应的范畴，与我经历的图书抢购性质完全不同。现在的抢购目标明确，不见兔子不撒鹰，我们当年往往听了个没头没尾的消息，说新华书店到了一批新书，也不知具体的品种，便闻风而动，到时候逮着什么买什么。消息怎样传播是个谜。广告的概念是没有的，也许只是书店门口贴了张海报，说什么什么时候“欢迎购买”，也许是报上的某个角落里有一行小字。多数人家还没装电话，当然更不要谈网络，消息只能以相当原始的方式传递。不过不用愁，到时候该知道的人都会知道，届时书店尚未开门，门前已是人头攒动。我疑心书店方面未必情愿广而告之，反正那些书类似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而消息动静越大，他们在维持秩序方面承担的风险就越大。无奈患着“读书饥渴症”的人腿勤，不知道行情就老往书店跑，生恐错过新书上柜的时机，而且如同美食家之赶头汤面，早早地就来候着。门甫打开，人群一拥而入，直扑心目中的重点柜台。我不止一次看到开门的营业员被涌进的人群挤撞到一边，气得高声嚷：“慢一点行不行？！”买书的人平日也许是谦谦君子，这时哪里顾得上说抱歉，头也不回往里去了。据说挤坏了玻璃门，压坏了玻璃柜台的事，也发生过不止一次。

也有些人是能掐会算，或是嗅觉灵敏的，大体上总能码准大批新书开卖的时间。星期天概率最大。一九七七年初秋的某个星期六，一朋友告我第二天新街口，南京最大的那家新华书店有一大批西方文学名著发售，也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消息。我平日只要无事，总是日上三竿才起，那天居然五点多就挣扎着爬起来，早饭未吃，牙不刷脸不洗就出门。六点钟不到就到那儿，路上还没什么人，除了买菜打豆浆油条的，就是下夜班或上早班的，再不就是倒马桶的。满以为起了个大早，不想赶了个晚集：门前已黑压压聚集了一两百号人。有拿着书报在看的，有两眼向天背外语单词的，也有交流书情，猜测今天会有何书出售的，“一星期前上海卖《大卫·科波菲尔》，南京没卖过，今天该有卖的吧？”“上次排队到跟前，《红与黑》卖完了，不知会不会有新到的拿出来卖？”诸如此类。像提前暖场，说得人心里痒痒的。书店应是八点半开门，到八点多，人越来越多，里面有工作人员出来让排队，人群一阵骚动，万众一心齐向前，结果队没排成，将店门挤得水泄不通。书店一看这阵势，哪里敢开门？一直到九点，还没动静，大概在想对策哩。这边等着买书的已是一片哗然，高喊“开门”的有之，脸红脖子粗冲着里面质问的亦有之，其情其景，让我想起《闪闪的红星》围攻囤粮居奇的一幕，领头的拍着米店上着的门板大嚷：“为什么有米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