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襟危坐读《金瓶》

《金瓶》者，《金瓶梅》是也，是中国人就知道，这是数得着的“淫书”。因为“淫”，所以禁，是屡禁屡止，还是屡禁不止，要看话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想犯禁的人，多，能得逞的人，少。我居然得逞，而且是在“文革”年间，自己也觉得难以置信。

虽然得逞，能不能就算读过了《金瓶梅》，却应打一问号，盖因所读乃是最最奇特的“版本”，全部字数，不到两万。其时正在读高中，“文革”后期，书荒仍在蔓延，乃钻头觅缝，四处搜罗，真可谓“于书无所不窥”。的确是“窥”，因要弄到一部非常之书，常要使用非常手段，一旦到手，又须避人耳目，暗中读之。有一同学，父亲是某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的头儿，近水楼台，常能接触到奇僻之书，其中便有《金瓶梅》，一度还带回家中。我同学窥测多时，奈何老爸防范甚严，绝对地“坚壁清野”。忽一日，同学神情诡秘拉我到学校一背人所在，告我一惊人消息：《金瓶梅》藏身之处已被发现，他爸要出差，下手就在今夜。其后整整一天，我满怀期待。再见面时，同学表情却很是复杂，似在估摸我的失望，又似在期待我的狂喜：出差之前，他爸已将《金》书转移，但是——他从书包里拿出一硬面笔记本，这是他失望之余在父亲房中大肆乱翻，于一极隐秘处搜得：“全是从《金瓶梅》抄下来的，諔（c hù）得一塌，绝对！绝对！”南京话中“諔”有下流之意，“得一塌”译成普通话，就是下流到家，黄得不能再黄。

自然有一番万万不可示人的千叮万嘱，亦自有一通绝不外泄准时归还的赌咒发誓。揣了一本“得一塌”的宝物，一睹为快的急切，可以想见。上课时全无心思，却又看它不得，回家后亦不敢轻举妄动，熬到夜深时分，确信父母已入梦中，这才成其好事。打开笔记本，前面有一段札记，当然是同学父亲所写，大意说他藏有香港版洁本《金瓶梅》一部，抄家时居然漏网，亦属幸事。书中淫辞艳语，尽皆删去，未得全豹，不无遗憾。近资料室购入木刻影印本《金瓶梅词话》一部，乃将洁本所删者抄录于下，唯标点系自加。云云。后面便是正文，漂亮的钢笔正楷，清清楚楚，一笔不苟，却是零零碎碎，一段一段，中有空行，每段前后皆标有“上接××页”、“下接××页”字样，当然不成书模样。但我哪里管得了这些？从窥“淫”的角度说，“瓶”中“精华”，已是萃于一编，怎一个“諔”字了得？

读时的感觉，用“五雷轰顶”形容，绝不过分。里面多有韵文描写，读得似懂非懂，然“不求甚解”亦能“得意忘形”，满目是人体器官，满目是傻大姐所谓“妖精打架”，男男女女摘了面纱，原来有此别一世界，亦燥热，亦惊慌，并非怪力乱神，却有怪力乱神的恐怖。彼时的大陆还是清教徒式的教育，一代人的性启蒙，常以料想不到的方式悄悄进行，《子夜》可以当黄书看，《赤脚医生手册》也可成为发蒙的读物。只是以我的阅读，如此这般的启蒙，其刚猛的力度，实属空前。由这不寻常的“书”，我也有了一段此前此后再不曾领略的阅读经验，人物轮廓、故事情节一概不晓，却连估带猜谙晓其中的“动作”。我之初次邂逅《金瓶梅》，便是如此。

第二次与《金瓶梅》打交道，却是光明正大，但是怎么说呢？反正也可一记。这时已是一九八四年，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论文做的是张爱玲，张受《红楼》、《金瓶》影响颇深，追本溯源，也该一读吧？就去系资料室借，答复是，书，有的，但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读，确有需要，须得系主任批文一纸。于是打报告，无非是研究需要云云，系主任是我的老师，知道并非诳语，大笔一挥，同意。

第二次去资料室，发现这里有一只蹊跷书橱，虽说书库里多为书架，书橱却不是没有，所怪者唯独它一把锁锁将起来，看看里面货色，也就猜到几分：“三言二拍”、《俊友》、《小酒店》、《娜娜》、《隋炀帝艳史》、《包法利夫人》……都是昔之所谓“黄书”。这时“思想解放”已非一日，《读书》杂志在倡导读书无禁区，然“遗留问题”总得一个一个解决。想来这一橱书便是“文革”扫黄遗产，百废待兴，解“黄”洵非当务之急。摆在那里，倒让人知道，读书禁区，曾有多大。但《红与黑》也在其中，却是出人意表，或是设限时“宁可错杀三千，决不错放一个”，也未可知。《金瓶梅》养在深闺，则应在意料之中，盖橱中诸书虽有黄毒，相比之下，却是小巫大巫。有剧毒者，待遇自然非比寻常——乃是在一只绿色保险箱里藏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