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丽莎

弗罗曼书店

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

1995年，当我的第一本书《在金山上》出版时，我举办了两场发行派对，一场在我居住的洛杉矶附近的达顿书店，另一场在帕萨迪纳的弗罗曼书店（Vroman’s Bookstore）。两场派对都供应芝士、苏打饼干和酒水。在两场派对上我都朗诵了我的作品。除了这些，就没什么相似的地方了。达顿书店的派对在室外露天中庭举行，弗罗曼书店的派对在室内楼上。达顿的那次邀请的是朋友，弗罗曼那场全是家人参与。（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自己的粉丝，因此计划方程式里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因子。）对刚出版处女作的作家们而言，举办家庭派对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金山上》这本小说是有关我的家族中的中国血缘，因此那场派对似乎就让人压力巨大，还可能是场灾难。

为了写《在金山上》，我花了整整五年时间采访我家族的生意伙伴、朋友乃至对手。我走访了中国南方的故乡小村落，那是我曾祖父的出生地。我在国家档案馆找到了五百多页的询问笔录、登船牌、健康证明以及与我的家族相关的历史图片。我还钻进亲戚家的衣柜、地下室、阁楼和车库，搜寻任何与在美国的中国移民，尤其是我的家族相关的蛛丝马迹。最重要的是，我对亲戚们做了访谈。对我来说，这很不容易，我得恳求我的父母、祖母、叔姑舅姨和表兄堂妹们敞开心扉，向我倾诉他们遭受的极大痛苦、难堪、羞辱和哀伤。没有谁会愿意回忆自己所遭受的令人不堪回首的经历细节，如被人绑票，丈夫有外遇，各种各样的种族歧视，或者丧失挚爱的父母、孩子或其他亲人。还有一些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或者完全非法的事情，他们也很不情愿谈及，比如多重婚姻（在这个国家叫重婚）、走私、规避杂婚法，等等。我知道让人说出这些东西很难，但是无论如何，我有一种感觉，即使这是我的第一本书，还是要让大家在允许发行说明上签字。我相信亲戚们会签字，因为他们从没想到有朝一日我真的能写成这本书。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金山上》算不上一本回忆录，因为书里不是我自己的记忆，但它是我家族的回忆录。我们都知道，回忆录是很敏感的。有些事情人们不愿去忆起，有些事情大家记得也不一样，有些事情人们更愿意避而不谈。而且某天这本书是要出版的，而那些人也是会看这本书的。

我不知道我的曾祖们是否晓得弗罗曼一家，但是如果他们的足迹在某一点上与之有交集我也不会感到吃惊。1895年，在亚当·克拉克·弗罗曼在帕萨迪纳的科罗拉多大道上创设他的书店的第二年，我的曾祖辈们来到了洛杉矶，开了一家古玩店，取名叫“温福寿”[92]。1901年，他们又在离弗罗曼书店不远处开了一家分店。于是在此后的八十多年里，我的家族在帕萨迪纳有了自己的落足之地。1981年，温福寿公司正式搬到科罗拉多大道，就在弗罗曼书店东边。今天，在帕萨迪纳甚至整个加州，弗罗曼书店和温福寿公司都属于最古老的独立家族企业。我的小说首发派对被安排在弗罗曼书店，不是出于方便的考虑，也不是因为它会向《纽约时报》上报销售额。（相信我吧，我绝对不是为了后者考虑才这样安排。打报告的书店？那是什么？）相反，我只是感觉这样很自然，如同就地取材。我知道在这里很保险。

尽管我有些神经过敏，但书店里的每个人都很欢迎我。书店里存书很多，多得好像卖不出去，但是他们宽慰我，让我别担心，因为他们可以保留一些，再退回一些。他们建议等待签名买书的人先登记再排队，以防我大脑短路，忘记我四百多个亲戚中的哪一个（即便在状态极佳的时候，那些名字也很难拼写正确）。他们建议我只说不读，直到今天我还坚持这样做。所以我说了一些话，然后我得承认，我哭了。接着人们排起队来买书。这样跟你们说吧，我的亲戚不能算作你们认为的买书人或读者。有的人在中学毕业之后就压根儿没读过书，但是他们随和可亲，很爱我，因此他们很好地履行了职责。

不久我开始听到有人聚在一起打开我的书在交谈。“瞧，这里有我妈妈的照片！我们从来没有她的照片。”“在这儿我还是个孩子！我还以为我的第一张照片是在参军时照的呢。”在国家档案馆，我找到了我家族的移民登记照，谁也没有想到它们的存在。他们还没有开始读这本书，但是通过这些照片，我的书使得大家忆起了他们认为已被永远尘封的那段家族故事。现在他们又来排队，每个人都买上三本、四本，甚至十本书。那一天，弗罗曼书店库存的《在金山上》卖得一本不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