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克·阿特金森

政治与散文书店

哥伦比亚特区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些习惯会变成习俗，而习俗会变成迷信。我自己便亲身体验了类似的演变。1988年10月，我第一本书的创作接近尾声。这本书描写的是1966年美国西点军校的一个班。结尾一幕发生在军校公墓，那么多在越战中丧生的士兵就长眠于此。我将学校牧师的哀思作为全书的结尾：“我爱他们，全心全意地爱着他们。”

现在干吗？我问自己。作家们写完初稿时通常会做什么？我从写字台边起身，套上运动鞋出了门。沿着犹他街往前走，在内布拉斯加大道右转，穿过康涅狄格大道，我来到了一座零售大楼前。这座大楼看起来枯燥无味，但里面有一家不起眼的简陋小店，数年之后成了华盛顿的社区文化中心；它便是政治与散文书店（Politics & Prose Bookstore）。我想，这就是作家们写完书后要做的事情：他们应该寻求其他作家的陪伴，或者至少通过他们的作品来交流。那个秋天，我在政治与散文书店与许多非同凡响的新书不期而遇：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斯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和汤姆·沃尔夫的《虚荣的篝火》等，它们成了我美妙的发现。

1992年秋，我刚完成我的第二本书，便又一路小跑去了政治与散文书店。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2000年，2003年，2006年，我一直维持这个习惯，最近一次在2012年3月。这个惯例好像成了一种迷信，我害怕打破它会给自己带来霉运。对我来说，造访政治与散文书店就像是块压顶石，不做这件事我的书就不算真正完成了。流连忘返于书架之间相当于在书本最后一页打上“结束”二字，但前者更为有趣。

政治与散文书店在华盛顿切维蔡斯社区开业后不久，我和家人就搬到了这里。1984年秋，卡拉·科恩开了这家书店，经营当时的热门书籍，比如罗伯特·陆德伦的《阿基坦行动计划》和汽车公司高管李·亚科卡的同名回忆录，还有芭芭拉·塔奇曼的《愚蠢进行曲》、尤多拉·韦尔蒂的《一个作家的开端》和本地作家鲍勃·伍德沃德的一本名为《连线——约翰·贝鲁什的短暂一生》的令人好奇的传记。卡拉出生于巴尔的摩，曾经是城市规划师，也担任过联邦住房官员。她聪颖、爱社交、有魄力，曾公开表示要将政治与散文书店经营成“自己愿意去的书店”。另一位本地作家、书店赞助人罗恩·萨斯坎德后来评论道：“有几百位作家都将卡拉视作自己的理想读者。她是一个部落领袖，正如亚伯拉罕一样。”

卡拉在报上登过广告，本来是为了招聘书店经理，不料却为自己招来了一个商业搭档，在西海岸发展多年后回归华盛顿的芭芭拉·米德。芭芭拉了解图书，也了解零售业。这两位女性都是年近五十岁的母亲，都嗜书如命，但卡拉热情固执，而芭芭拉相对保守谨慎，二人完美互补，相得益彰。芭芭拉后来这样描述两人的合作：“我的性格像猫，我会悄无声息地走进房间，安静地坐到角落，专心关注正在发生的一切；卡拉的性格像狗，欢快地跑进来，跟每个人都亲亲密密。”她们两人在经营中鲜有矛盾，却在书店名字上一直争执不下。卡拉认为“政治与散文”很能代表华盛顿，但芭芭拉不以为然，并告诉她：“取这样一个名字是个严重的错误。”尽管如此，这个名字还是保留下来了。

书店开张的头几个月，店里总共只有两个店主和一个临时工。但不到一年时间，她们便有了第二个销售助理。到1989年，政治与散文书店已经拥有六名员工。同年夏天，书店搬到街对面，有了更宽敞的店面和更大的橱窗。街坊邻居们主动集合，帮忙搬运书店的一万五千册图书，还有一名警察在康涅狄格大道上指挥交通。当时我也是其中一员，拖着一箱箱当季畅销书向新店走去，其中有萨尔曼·拉什迪的《撒旦诗篇》、约翰·欧文的《为欧文·米尼祈祷》、戴维·哈伯斯塔姆的《49年的夏天》、A.斯科特·伯格的《戈尔德温》以及西蒙·沙玛的《公民们》。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拉着如此多畅销书、长销书、晦涩的诗歌集和必读而我们从未读过的经典，恰好体现了印在书店纪念手提袋和T恤衫上的标语：“书海浩瀚，只叹人生短暂。”

两位店主一直坚信书店应成为社区中心和思想圣地，政治与散文书店自然也就成了华盛顿率先举办作家活动的书店之一，帮助作者和读者之间进行面对面的亲切对话。起初，书店每月举办五场活动，请到的大都是一些本地记者和不太出名的作家；但到了1989年，活动数量增至每月十场。《纽约时报》评论道，政治与散文书店成了“每位写政治题材作品的作家巡回宣传途中的必经之站”。的确，书店的顾客人群收入较高，接受过良好教育，且兴趣广泛；他们似乎对所有的作品类型都抱有热情，不论是虚构类文学和诗歌，还是非虚构类叙事和时事新闻。店里的员工骄傲地说道：“就像乌比冈湖镇的小孩一样，我们的顾客也都在平均水平之上。”[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