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活，鲜活

一个主持人要是不想死，就得把话说活。对于你而言，虽然没有这么夸张，但一定也有想要把话说得好听的愿望。

这里的活，就是鲜活。说出来的话要像自己长了脚似的，径直往对方脑子里面钻，不但要钻进去，还要不肯出来。回想一下那些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语言和说话的人，是不是发现真的是这样的道理？

“嗒嘀嗒，嗒嘀嗒，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这个声音应该不陌生，这是那个时代最火的儿童广播节目《小喇叭》的开场曲。《小喇叭》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我从小就是听着这个广播节目长大的。

《小喇叭》里，我最喜欢的是“故事爷爷”孙敬修讲故事的版块。那时候，每到晚上8点，大院里所有的小孩都会端坐在收音机前，就是为了听孙敬修爷爷讲故事。当时我听他讲的《西游记》简直如痴如醉，半个小时眨眼就过去了，怎么听都听不够。我那时就在想，孙爷爷怎么讲得这么好听，他真是太厉害了。

长大后，当我自己也成为一个以说话为职业的主持人之后，我开始从更深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孙敬修讲的故事那么受欢迎？当然，这跟那个时代匮乏的广播节目不无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是因为他讲得太生动、太鲜活了，故事里的每个角色在他嘴里都是活灵活现的，小朋友们仿佛身临其境，自己就变成了故事里的美猴王。

所以，当很多人在探讨说话有什么技巧、怎样做才能吸引人的时候，我觉得把话说得生动、鲜活本身就是一种技巧，而且是很高超的技巧。那么，生动、鲜活的语言技巧又从哪儿来呢？细节就是关键。孙敬修为什么把《西游记》讲得那么好，那是提前做足了功课的，不仅要阅读原著和大量的同类出版物，还要根据孩子的喜好把故事改编好，最后才呈现出节目最精彩的样子。

很早之前，我采访过一个矿工叫杭平。当时矿井发生了安全事故，他在井下被埋了33天13个小时，十几个弟兄都死了，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33天13个小时，一个人究竟是靠什么撑下来的？

采访他的时候我觉得很艰难，他性格比较温和，不怎么爱说话，几乎是你问一句，他答一句，有时候你问两句，他也只回答一句。

我和现场的医生说，他应该是我遇到的最难采访的对象。

医生说：“幸亏他是这个脾气秉性，要不然他在井下根本活不了近34天。像你崔永元这样的，肯定喊有人吗，有人吗。没人，咣！就撞墙了！”

后来我抛弃了任何技巧和预设主题，直接问杭平：“为什么你可以在井下坚持近34天，究竟是什么信念在支撑着你？”

他说：“我父亲在井上面等着我呢。”

就这一句，特别打动我。

《林海雪原》里最经典的桥段非智取威虎山莫属，“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杨子荣的这两句台词可谓家喻户晓。在后来改编的京剧和电影里，杨子荣基本上都是用黑话来跟土匪们过招的。其实，真实的杨子荣口才更是了得。那时候小分队去剿灭一个400多人的土匪组织，打到山门了，对方要求谈判，杨子荣一个人进去了，枪都没带。到了里面，他开始给那些土匪讲利弊，说：“要打可以，我们的炮和机枪都在外面；不打也可以，你们愿意留下的就留下，不愿意留下的可以让你们走。”最后，杨子荣把那些土匪都说服了，一个也没走，一枪未打就结束了战斗。

现在都在提倡宣传英雄文化、红色文化，我对此非常支持，但同时我也有点儿着急，因为他们讲的故事都不够鲜活。其实这些英雄原型的故事要比电影里演的还精彩，比如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的故事。

很多人都知道，日本人打死杨靖宇后，剖开他的胃，发现里面都是草根、树皮和棉絮，所以日本人都觉得他实在太了不起了。但实际上，故事的真实情况比这还要惊心动魄。

当时杨靖宇的部队就剩杨靖宇一个人，他往山下走，正好碰到一个老乡上来打柴。杨靖宇很警觉，趴在那儿不动了，僵持了一会儿他看清对方是个老乡，就放松警惕走了过去。他给这个老乡钱，让他给自己买点吃的，这个老乡问他是不是抗联的人，他说是。这老乡就劝他投降，杨靖宇皱着眉头想了想，接下来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老乡，咱们要是都投降了，中国就没了。”

然后他就坚持让老乡给他去买吃的，这个老乡见说不动他，只好拿着钱下山了。

下山之后，这个老乡就主动过去跟日本人说山上还有一个抗联的人。日本人问那个人什么样，老乡就描述说，那个人个子很高。这一下，所有人都知道那肯定就是杨靖宇了。于是，日本人和那些抗联的叛徒就顺着老乡指的路追了过去，最后把杨靖宇围到一棵树底下。抗联的叛徒就一直劝他一起投降。可是杨靖宇一句话也不说，其中一个叛徒抬手打了他一枪，日本人又逼着其他叛徒一起朝他开枪，杨靖宇就这么牺牲了。所以，真实的情况是，杨靖宇不是被日本人打死的，而是被叛徒们打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