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第2/3页）

大学是百家争鸣的地方。但大学似乎同时也应该是固守人文理念的地方。

所谓人文理念，其实说到底，是与动物界之弱肉强食法则相对立的一种理念。在动物界，大蛇吞小蛇，强壮的狼吃掉病老的狼，是根本没有不忍一说的。而人类之所以为人类，乃因人性中会生出种种不忍来。这无论如何不应该被视为人比动物还低级的方面。将弱肉强食的自然界的生存法则移用到人类的社会中来，叫“泛达尔文主义”。“泛达尔文主义”其实和法西斯主义有神似之处。它不能使人类更进化是显然的。因而相对于人类，它是反“进化论”的。

陈晓明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对解构主义研究深透。

据我所知，他在课堂上讲解构主义时，最后总是要强调——有些事情，无论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社会现实中，都是不能一解了之的。归根到底，解构主义是一种研究方法，非是终极目的。比如正义、平等、人道原则、和平愿望、仁爱情怀……总而言之，奠定人类数千年文明的那些基石性的人文原则，它们是不可用解构主义来进行瓦解的，也是任何其他的主义所瓦解不了的。像“进化论”一样，当谁企图以解构主义将人类社会的人文基石砸个稀巴烂，那么解构主义连一种学理研究的方法也就都不是了，那个人自己也就同时什么都不是了……

像季羡林先生一样，我所了解的陈晓明教授，也是一个不但有做人德律，而且主张人作为人理应有做人德律的人。

我由而是极敬他的。

我想，解构主义在他那儿，才是一门值得认真来听的课程。

又据我所知，解构主义在有的人士那儿，仿佛是一把邪恶有力的锤。举凡人类社会普适的德律，在其锤下一概粉碎，于是痛快。于是以其痛快，使学子痛快。但恰恰相反，丑陋邪恶在这样的人士那儿却是不进行解构的。因为人类的社会，在他看来，仅剩下了丑陋邪恶那么一点点“绝对真实”，而解构主义不解构“绝对真实”，只解构“一概的虚伪”。

我以为虚伪肯定是举不胜举的，也当然是令我们嫌恶的。但若世界的真相成了这么一种情况——在“绝对的真实”和“一概的虚伪”之间，屹立着那么几个“东方不败”的坚定不移的解构主义者的话，岂不是太不客观了吗？

当下传媒，竭尽插科打诨之能事，以媚大众，以愚大众。仿佛此种公器之功用，乃传媒之第一功用似的。于是，据我所知，“花边绯闻”之炒作技巧，也堂而皇之地成了大学新闻课的内容。

报刊这一种传媒载体，出现在人类社会少说已有三百年历史；广播已有百余年历史；电视的出现已近半个世纪了——一个事实乃是，人类近二三百年的文明步伐，是数千年文明进程中最快速的；而另一个事实乃是，传媒对于这一种快速迈进的文明步伐，起到过和依然起着功不可没的推动作用。故以上传媒既为社会公器，其对社会时事公开、公正、及时的报道功用以及监督和评论责任；其恢复历史事件真相的功用以及通过那些事件引发警世思考的使命，当是大学新闻专业不应避而不谈的课程。至于其娱乐公众的功用，虽然与其始俱，但只不过是其兼有的一种功用，并不是它的主要功用。而“花边绯闻”之炒作技巧，不在大学课堂上津津乐道，对于新闻专业的学子们也未必便是什么学业损失。因为那等技巧，真好学的人，在大学校门以外反而比在大学里学会得还快，还全面。在大学课堂上津津乐道，即使不是取悦学子，也分明是本末倒置。传媒专业与人文宗旨的关系比文学艺术更加紧密；法乎其上，仅得其中；法乎其中，仅得其下；若法乎其下，得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播龙种而收获跳蚤，自然是悲哀的。但若有意无意地播着蚤卵，日后跳蚤大行其道岂不必然？

大学讲虚无主义，倘老师在台上讲得天花乱坠，满教室学子听得全神贯注——一个学期结束了，师生比赛似的以虚无的眼来看世界，以虚无的心来寻思人间，那么就太对不起含辛茹苦地挣钱供子女上大学的父母们了！

大学里讲暴力美学，倘讲来讲去，却没使学子明白——暴力就是暴力，无论如何非是具有美感的现象；当文学艺术作为反映客体，为了削减其血腥残忍的程度，才不得不以普遍的人们易于接受的方式进行艺术方法的再处理——倘这么简单的道理都讲不明白，那还莫如干脆别讲。

将“暴力美学”讲成“暴力之美”，并似乎还要从“学问”的高度来培养专门欣赏“暴力之美”的眼和心，我以为其几近于是罪恶的事。

大学里讲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复杂性，比如讲《巴黎圣母院》中的弗罗洛神父吧——倘讲来讲去，结论都是弗罗洛的行径只不过是做了这世界上所有男人都想做的事而又没做成，仿佛他的“不幸”比艾丝美达拉之不幸更值得后世同情，那么雨果地下有灵的话，他该对我们现代人作何感想呢？而世界上的男人，并非个个都像弗罗洛吧？同样是雨果的作品，《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主教和冉·阿让，不就是和弗罗洛不一样的另一种男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