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好人、坏人

同学们：

前周课上，我们也讨论到了这一话题。下面我谈谈我的看法。讨论是由易中天先生的一段话引起的，我先将他的话抄在黑板上：

“我们中国的道德评价有个很坏的东西，就是一定要把人分成好人与坏人、善与恶。其实君子与小人，都处在中间地带。两端是什么呢？是圣人，圣人的等级比君子高。最低的那一端，是恶人。大量的是中间地带的普通人、寻常人。”

有一位解正中先生，在《书屋》杂志发表文章，指出易中天先生的话是自相矛盾的——圣人即好人中最好的人，恶人即坏人中最坏的人，这应该是没有什么歧义的。认为有圣人和恶人存在，却不承认有好人与坏人之分，于是不能自圆其说。

我们读了解正中先生的文章的主要段落。首先我要称赞，他的文章文风很好。尽管是反驳文章，但并不尖酸刻薄、咄咄逼人，反而态度温良，词句厚道谦和，所谓“君子文风”是也。这一点，不但我要学习，同学们也要学习。抓住一点，不计其余，极尽羞辱攻讦之能事，仿佛只有这样才算高明，此等文风大不可取。切记！

解正中进一步认为——好坏善良之分，是一种对人的评价，外国也是如此的，不唯中国文化仅有，因而可以说是普世的。如果说这样的评价区分是“很坏”的，那么就等于说全世界的文化在此点上都“很坏”了。

解文以上的两个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

按照易中天先生的分法，我和同学们，都是处于中间地带的人，即普通人、寻常人。如果在我们看来，两端的人其实无所谓好坏，圣人非好，恶人不坏，那我们大多数人，还配叫作人吗？易先生所谓的君子和圣人，还值得为一个好坏善恶不分的人类社会而君子而圣人吗？

如此说来，易中天先生岂不是说了段该遭到千夫所指的话了吗？我觉得，也不是的。

如果我们不仅仅是从字面上，而是从本意上去理解易中天先生的话，那么我认为他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理解的他的话的本意应该是——历史中和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的人，是难以简单地以好坏善恶来分类的。而在文学、戏剧、电影中的某些人物，尤其难以简单地以好坏善恶来区分。

比如曹操，他在判断力混乱的情况之下，误杀了吕伯奢的家人；还一不做二不休，连沽酒归来的吕伯奢老汉也杀了。这是很罪过的行径，但又不能简单地便认定曹操是一个坏人、恶人，因为他的杀念，委实并非起于他内心里一贯的“坏”。同样是这一个曹操，大军进发，马踏禾田时，他不是也体恤到了农民的辛苦，命将士绕路而行吗？

《红与黑》中的于连，好人乎？坏人乎？

《九三年》中的朗德纳克，法国大革命时期保王党阵营的统帅，一个“有着利嘴和爪子”的人物。他镇压起革命者及其家属来，冷酷如杀人机器，但是，他却又不顾个人安危，重返埋伏圈内，为的是救三个被困在火屋中的流浪孩子，结果被公社的联军士兵们俘虏……

他是好人呢，还是坏人呢？

公社的联军司令官叫郭文，他认为他不能下令枪决一个刚刚救了三个流浪儿的命的人，尽管对方是公社的头号死敌。他放走了朗德纳克，结果自己被公社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他的做法是对呢，还是错呢？

看，我们有时不但难以简单地用好坏善恶来将人归类，而且连他们的行为的对错都难下结论了。

易中天先生的话，还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以下几点：

一、人的一生是一个几十年的过程，因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极大可能变化的个体。穷的有可能变富，富的有可能变穷，普通的有可能变得不普通，不普通的有可能变得普通；同样，曾经的好人有可能因一念之差而犯了十恶不赦的罪行；曾经的坏人忽人性转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例子也不少。

所以中国有一句话是“盖棺定论”。

而这一句话恰恰证明，在对人做道德评价这方面，中国文化中有很好的东西。

故连陶渊明都叹：“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意思是，虽棺已盖，却还无定论。

二、人类以往的历史，惊心动魄，铁血惊心的时候多，中国的历史，尤其如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几无好年头。在那一种情况之下，霸业的、家国的、阶级的、政治集团的、个人追求与主张的，林林总总的外因往往推动、影响乃至迫使人做出这样那样非主观意愿的抉择，因而若简单地以好坏善恶来将人归类，便很容易犯低级的错误。比如从前，将人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便是很坏的做法。而“黑五类”中，便有“坏分子”一类。“文化大革命”后绝大多数获得平反，他们即使算不上是好人，也根本不是什么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