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捉奸心理(第2/3页)

然而我们还是不明白,捉住了“奸夫淫妇”之后,为什么一定要游街示众呢?

最直接的解释是:为了让他们“没脸见人”。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没脸没皮,人而不人。所以游街示众,乃是一种极重的处罚。但是,倘若那“奸夫淫妇”,原本是死不要脸的东西,或者他们原本就是真心相爱,因此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又怎么办呢?办法也是有的。中国古代对此,历来就有严酷的肉刑,大抵是男的割去阴茎,叫“腐刑”;女的破坏子宫,叫“幽闭”,总之是让他们再也无法“成奸”。还有一种更加惨无人道,叫“骑木驴”,大概是用刑具刺伤女性阴道使之致死。此外还有骑木驴再加零剐的,不过一般用于因通奸而导致谋杀亲夫者。《水浒传》中撮合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又指使潘金莲谋杀了武大郎的王婆,受的就是此刑。

王婆的是非我们先不去管,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对一个善良无辜者的谋杀,自然遭人痛恨。但如果只是两个人私通,并未谋财害命,也要男腐刑女幽闭,便未免令人大惑不解了。通奸即便不正当、不道德、有伤风化,处分也不该如此之重呀!

重,自然有重的道理。

首先,它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对男女关系的重视。这种重视在《周易》中,表述得十分清楚。《易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这就简直是把男女关系,提到安邦定国的高度了。依照这个逻辑,则男女关系如果“不正”,就会天下大乱,亡种亡国,所以又说:“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

可惜,匹夫匹妇、平民百姓并不懂《周易》。对于他们,只能用“重刑”来加以威慑。如果对于通奸偷汉者,所给予的处分,竟是轻描淡写的一番“教育”,那就显然无法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不过,重刑固然能表示重视,但如此的重视,岂非又反过来证明了通奸偷情之事,其实是防不胜防的?或者说,是不用重刑,便不足以防患于未然的?从逻辑上讲,恐怕只能作这样的理解。那么,通奸偷情之事,为什么又防不胜防呢?如此防不胜防,岂非又反过来证明了,在内心深处也想干那种事的,其实并不只有一个两个?

其实,中国早就有句话,叫做“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千古无完人”。也就是说,“淫心”是难免人人都会有的。正因为淫心难免人人都有,所以,如不施以高压重刑,就势必弄得“天下大乱”。

但是,高压也好,重刑也好,都不过只是当局的事,老百姓们也跟着掺和什么呢?

少数人积极参与对“奸夫淫妇”的惩处,自然有他们的原因。首先,他们需要宣泄。刚才说过,“淫心”是许多人都难免会有的。只不过基于道德、慑于重刑、碍于条件,不敢付诸行动罢了。这样一来,他们的内心深处,就会感到“压抑”,这就需要宣泄。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想干而又不敢干的事,别人居然干了,而且还在干的过程中获得了快感,则“压抑”便会转为“愤怒”。因为要干就大家都干,要不干就大家都不干,凭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呢?这实在太岂有此理,太令人“愤愤不平”了。这无疑也需要宣泄。捉奸,以及捉奸后的惩处,恰恰正好可以既宣泄压抑,又宣泄愤怒,当然大家也就不用动员而踊跃前往。

其次,他们也需要表白。不偷情、不通奸、不淫乱,是高尚、清白、光荣的事。这就必须让别人知道。别人不知道,不赞扬,则光荣感等等,也就无由产生。这和一个人做了好事以后希望得到表扬的心理是一样的。但是,“做好事”和“不做坏事”却并不一样。“做”有形迹,是已然发生的事情。做了就是做了,无论是否有人知道,它都是一个“事实”。有这个事实在,即便别人不知道,至少自己知道,可以“问心无愧”。“不做”就难讲了,因为它无迹可查。你今天没做,谁知道明天会不会做呢?事实上没做,谁知道心里想不想做呢?不但别人无从知道,便是自己心里,恐怕也完全没有底。这就需要表白,需要向别人也向自己表白:自己不但“没做”那些坏事,而且“根本不想”做那些坏事。

捉奸、看捉奸、惩处奸夫淫妇,无疑是最好的宣泄方式和表白方式。因为“奸夫淫妇”们决不敢也不会积极地参与捉奸(除非是自己的配偶与人通奸)。且不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至少也会“做贼心虚”,不至于“贼喊捉贼”。所以,积极参与捉奸和惩处奸夫淫妇,便等于向大家宣布自己既非“奸人”,亦无“淫心”,而压抑在心理深层的“淫心”,又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宣泄,岂非一举两得、一箭双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