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如此帝国（第3/5页）

雍正还规定，严禁任何人垫付或代赔。过去追赃时，常有下属和百姓代为清偿的，而朝廷往往只要能收回银两，也就不管钱从何来。然而雍正不以为然。他说，即便下属州官县官有富裕，也只能用来造福地方，怎么可以替贪官退赃？至于士民代赔，更是混账。无非一是土豪劣绅勾结官府，想留下那贪官继续执政；二是流氓恶棍趁机敛财，借替长官还债为名敲诈百姓。因此雍正明令不准。他的板子，必须结结实实地打在贪官污吏的屁股上。

这就不但要追赔，还要抄家。元年八月，雍正采纳了通政司官员钱以垲的建议；亏空官员一经查出，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雍正下令：“丝毫看不得向日情面、众人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甚至连牌桌上都有了一种新打法：抄家和（音胡）。

看来，赃官们真只有“死路一条”了。

可惜，在雍正时代，他们连“死路一条”都没有。雍正的政策是：死了也不放过他！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参而畏罪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雍正指出，这些家伙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牺牲性命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因为依照人之常情，杀人不过头点地。人一死，再大的不是也一了百了。可惜雍正不吃这一套，也不管什么常情不常情，骂名不骂名。他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到位，谁也别想有侥幸心理。

不错，反腐败连死人都不放过，追穷寇一直追到阎王爷那里，表面上看起来是狠了一点。但在贪墨成风的年代，不下这样一个狠心，就刹不住贪污腐败之风。事实证明，雍正这一系列政策和对策，确实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帝国的吏治也为之一清。雍正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国的公正评价。

我们真的要向这位满族皇帝致敬了！一件向来都虎头蛇尾的事，竟被他做得大获全胜，干净彻底。

雍正的高明，还不仅于此。

就在举国上下穷追赃款、整治贪官的同时，雍正也在思考一个更带根本性的问题：怎样才能从制度上杜绝贪墨，保住官员的清廉？

这个问题想得很深。我们知道，反腐和倡廉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倡廉比反腐更重要。没有保证官吏清廉的制度，腐败就会像割不尽的韭菜，一茬又一茬，真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于是，雍正决定进行两项重要的制度改革，那就是耗羡归公和高薪养廉。

耗羡，也就是我们前一章说到的“常例”，即火耗、米耗等等。是一种正常税收外的附加税。这是一种半公开、半合法的贪污，弊端甚多又取消不得，连康熙皇帝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随他去。但雍正不肯含糊，决心改革。他的办法，就是耗羡归公。具体地说，就是将过去由州官县官私征私用的耗羡，统统上缴省库，然后再由省里发给州县。表面上看，耗羡并没有免收，州县也照样拿钱，只不过多了一道手续。这种改革，有什么意义？

雍正认为意义很大。首先，耗羡归公，就像今天的“费改税”一样，是为耗羡正了名，也为耗羡作了规范。过去，耗羡名不正言不顺，又不能不收，结果是乱收乱摊派。国家得不到一分钱的好处，老百姓却加重了负担，于国于民都不利。现在，耗羡归公了，国家便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规范（主要是规定提取的比例），而州官县官因为多收无益（反正只能从省里领到规定的数额），就不会再乱摊派。这样，老百姓并没有加重负担，国家却得到了好处，于国于民都有利。

其次，端正了上下级的关系。过去，征收耗羡的，是州官县官。支配这些附加税的，也是州官县官。他们的上司，既无从征收，更无权支配。当然，州官县官收了耗羡，也要分送上司，结果上司反倒成了靠州县养活的人。这样一来，就势必造成一个严重后果，即“州县有所借口而肆其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不肯查参”。也就是说，州县的贪墨会越来越猖獗，而上级的监察反倒越来越疲软。为什么呢？拿了人家的手软么！

耗羡归公以后就不一样了。州县征求耗羡，不过是完成任务；上司发还耗羡，也不过是发放津贴。对于双方来说，都不是“红包”。既然不是红包，也就没有人情，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州县既不敢借口孝敬上司而加重盘剥，上司也可以理直气壮地管理下级。所以，耗羡归公虽然麻烦一点，却不是多此一举。这就是雍正所说的：“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提火耗以养州县乎！”颠倒一下，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