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肆

马来西亚纪行手札

缘起

我的懒动在朋友圈里是小有名气的。但是去年一年似乎一年都在动,三四月份就去了两次北京,五六月份又去了郑州几次,七八月西行新疆,归来赴西安讲学,十一月到北京参加“十六大”又折回西安看女儿,该打理一下身体的,该写稿子的,统都束了起来。有些应命而作,比如说给香港《明报月刊》的专栏文章,都要在出行前考虑日程,匆匆作好留给家人,以备时需。马来西亚之行是年初做梦也没有想起的事。

去年召开“十六大”前此几十天,忽然接到冯其庸先生的电话。他说奉接中国马来西亚大使馆电话,邀请我去马作访。我答以“考虑考虑”。因为前些日子我曾接到过不少马来西亚朋友信和电,这事我知道。“我再咨询一下庆善(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亦吾友)的意见好吗?”

冯先生的话是不能不考虑的,且是要认真考虑的。因为在我创作《落霞三部曲》之前,他就是我的良师,一步一步地实实在在地帮我。他于我有恩情,这是全世界晓得我的“事”的人都晓得的,再就是他电话中说:“这是大使和马方几个民间团体共同的意愿,要举办一个叫《二月河一三月天》的文学讲座。即使你不去,也要有一个礼体周全的回应。你可以不重视哪个人,但你不能不重视马来人民。”当夜反复思量,又打电话与几位密友商议。他们都知道我的心境,但无一例外地都赞同我“应该去”。后来才晓得,当夜冯先生也打电话告诉庆善说:“解放去马的事,他明天可能打电话问你。你要支持他去!”打从前年以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就不断刊登我的消息文章,至今还连载着《乾隆皇帝》。每一期都由我的朋友柯杰雄先生剪裁下来寄给我。我也很想见一见这位与这些使我不能承受的敬重的域外神交。赴马的事遂成定局。

我一辈子没有出过国,也从不坐飞机。我的朋友田永清将军每一见面都要揶揄我是“土老帽”。这个心理根子在怕“飞机掉下来”。我年轻时当兵,那时坐飞机要级别的,有一位刚提拔起的师级干部就兴冲冲去坐了。刚起飞十五分钟,出来一位服务员(当时不兴叫小姐),神色庄重地宣布:“报告同志们一个不幸消息。我们两个发动机,一个坏了,一个也有故障。现在正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抢修……我给同志们每人一支笔,一张纸条。同志们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我们保证送到你要说话人的手上……”满机的人顿时个个呆若木鸡,面如土色!直到那位服务员又出来说:“现在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发动机已经维修好……”后来这故事告诉大家,大家都说:“飞机是最安全的,是百万分之××了……”但我想,假若轮到了,就是百分之百,老帽是老帽,火车汽车出事,有余地有几率,《卡桑得拉大桥》那是特别,也并非百分之百的。这事我会想,飞机呢?有这层心理障碍。我不坐,也不许家人坐,更不许女儿坐。去年从北京到西安她和我打别扭,仍蹦就坐机走了,害得我心神不定,不信神,也背了几篇佛经。这一回,我也要坐飞机了,目是一坐就漂洋过海,一坐就是四千七百公里。

哈!中国、马来西亚,哈!北京、吉隆坡。

哈!二月河,土老帽。

云层的感

从国际机场起飞时,北京还在下着小雪,这在北京是百年不遇的瑞兆了。已经连绵了五六天,一直在飘,它的势头最旺时节已经过去。此刻零零星星,慢慢地悠悠地,似乎有点犹豫那样絮絮绒绒地在机翼的暗影下荡旋着落下。天空是绛红的云,有点像洪教授教我们长命百岁里头说的一种粥,混混沌沌,模模糊糊。低压层里有几朵游离出大气层的云。袅袅的,很轻盈的样子,随随便便在风中摇摆,倒显得灰暗空旷寥廓的机场上空有着几分生气。我在商务仓坐,恰正挨着窗口,忙不迭地用眼留连我的故国故土,生怕这是最后一眼了的。全神贯注的,觉得是轻轻一滑那般的动感——它动了。

飞机里也是一片静谧、安详,没有人说话走动。大家都在透窗向外看。这窗口圆圆的有锅盖那么大,又有点像我们平常吃的那种叫“锅盔”的东西,从这里向外望,雪花徒地一下子变得很急,像一道道笔直的斜线从窗外激射而下,那速度太快,看不清它是雪片、雪花抑或是雪粒,拉直斜线、平线、交错的线,直得不可思议。渐次的,这雪划的直线也不见了,窗外是一味的白,调制好的奶粉一般均匀,时而稍浓,时而稍淡,绝无间隔,绝无断层。我自知道,这是空中的雾——云了。冲破云层的一刹那,机窗外突地一亮。满机都是清明的阳光,灿烂而湛青的天空上,洁净得纤尘不染,一丝一缕烟雾也没有,太阳斜照下来把光明赐给满机的人。这上面是没有污染的天,太阳周围没有污染的痕,我儿时在地面上曾经见过的天空,久违了,在云层上竟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