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贰

关于成才——我个人的一些感悟

我是1968年入伍的。当时正是“上山下乡”运动高潮，我在南阳第三高中读书，很幸运地穿上了军装，回避了这个令人厌烦畏惧的“大事”。

应当说，我上学还是努力的。只是因为父母工作调动太频繁，仅上小学，我就换了五次学校。各个学校讲课进程不尽一致，这就拉下了饥荒。除了语文，其他课目仅能混个及格。父母是老干部，他们忙，只注意到我“别变坏”，顾不上我的功课。我也缺乏读书学习的主动和自觉。因此，在家长和老师的眼里，我不算坏学生，但是是个没有出息的无能之辈。

1968年秋，我们连队调往山西大同，“执行毛主席‘五·七指示’，学工”，为总后勤部采煤。当戴上矿灯，穿上油腻潮湿的破工作衣和长筒胶鞋走进半尺积水的井下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已走进人生的最底层，再不改变就会永远留在这里。好比一个锅底塘的底部，我在这里无论向哪个方向努力，都是“向上”。从那时起，我下了死决心，开始了自学生涯。

所幸的是，我们是个施工部队（总后勤部工建206团），不参加“支左”。部队领导注重工程进度，并不留意战士们读书是否“四旧复辟”的问题。我用尽一切解数搜集书籍，读完了《二十四史》（基本。有些“志”未读）、《资治通鉴》、《中国通史简编》，先秦诸子的哲学论文也有不少涉及。部队党委见我大批判稿子写得不俗，特命我担任党委常委的文化教员，我就有了更多的学习和读书的特权和机会。这个期间也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细读了一些马列的经典名著，如《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等等。有些时间找不到合适的书，也读了一些很无聊的书如《奇门遁甲》、《柳庄》、《麻衣》之类的五行命相书籍。

所以，我所摄入的文化营养是十分驳杂的。然而却也形成了我个人比较扎实的知识建架结构——以中国历史为基础，辅以文学和艺术的鉴赏评论能力。我的第一点体会，读书少了是不成的；读书不杂，纯粹的经院高才生也很难创作如《康熙》《雍正》《乾隆》这类著作。

第二点，我觉得我的机遇不错，碰上了好气候。1978年是决定性的一年。我是比较注重政治理念的人，又担任理论教员。虽然从心里很佩服如康熙这样的人，但他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封建皇帝，是不可以歌颂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开拓了我这样的思维：A.凡是在历史上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作出过贡献的；B.凡是在对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对人民生活的改善作过贡献的；C.凡是在科技文化教育诸方面对社会作出贡献的。——这三者只要具备之一我即予以肯定和歌颂，反之，则鞭挞。这一理念的形成是时代赋予的。我1978年随第二批干部转业，刚好赶上时代。

《康熙大帝》第一卷成书出版，是1986年初夏。这个时候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出版社当时虽然以计划经济为主，但已开始关注市场效益。《康熙大帝·夺宫》一书一次征定了七万余册，社里领导上下都很高兴，用最快的速度发稿——如果按照我的知名度来办或按“政治标准”来划定是“歌颂谁”，定评这样的书很难付梓。

大气候如此，小气候也不错。南阳市历史上是个比较重视人文的地方，历届市里领导，比较注重栽培文气。我转业时，这里已经有一个可观的作家群。领导上经常开创作生活会，鼓励保护创作人员。记得清理“精神污染”那年，南阳一个作者写了《别廷芳传奇》，有人说那是污染，应批判。市委明确表态：南阳没有精神污染。这样就把他保护了下来。事实上，文学人本身不但无缚鸡之力，政治生命也脆弱，一打击就完了。

就我成书碰到的机会，冯其庸先生，是真正的老师。他在《对人文社科人才培养的几点想法》一文中提到我的情况，完全是事实。他到河南来看我的稿子，是绕道来南阳的。我当时困于两点：我的稿子到不到“发表水平”？我在出版界“外无应门五尺之童，内无期功强近之亲”，一个熟人也没有，他当时说，稿子很好，不要发愁，出版社由他来联系。他五月来，我只有十七万字，到年底，就写完了三十四万字，并且抄誊了一遍。《康熙大帝》第一卷就在除夕完成。我的责任编辑顾仕鹏和周百义也都是十分到位的好编辑。

力气+才气+机遇。大致上就这么三条，我自己这样总结的，我在大学给学生们讲，也常说这三条缺一不可。大环境小环境，如有一方起负作用，是不可能让人才脱出的。《康熙大帝》第一卷出书，顾仕鹏问我用什么笔名或本名，我想出了“二月河”，这当然结合了我“凌解放”的本名。其实也是我的感悟，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的讨论迎来了冻河开封的春天。我一生遇人，有不少能力大于我才力也超于我的，或老死牖下，或潦倒无力，或平淡无奇终生，即因缺乏了“际遇”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