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哭的孩子 ～Ⅰ～（第4/7页）

与其说是故意发难，不如说有些无地自容，我只能硬着头皮说下去：

“地狱。也许吧。”

结果立刻便后悔了，因为俊英用十分悲伤的眼神注视着我。当然，他不是因为我说了他要下地狱而悲伤。

我的泪水几乎夺眶而出。我无法相信，这个人不是因为我，而是在为我悲伤。那是个极大的冲击。

自那以后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凡去扫墓或是新年首次参拜神社寺庙，我必定祈祷许愿：保佑俊英上天堂。

世上的善与美

我仅仅知道一本记录了世上所有善与美的书。那是本安静、朴素而纯洁的书，而且充满了深深的绝望。所以，每次阅读《小毛驴和我》（希梅内斯著），我便由衷地感到轻松。因为它让我想到：能安心地生活、安心地死去便足矣。

这里有“傍晚的游戏”、“无花果”、“自由”、“恋人”。有“孩子与水”、“面包”、“友情”和“后院的树木”。有“水井”、“杏果”、“夏天”、“小河”、“星期天”、“暴风雨”和“收获葡萄”。还有“月亮”和“喜悦”。有“年幼的女孩”和“十月的下午”，有“古老的墓地”和“惊奇”，也有“清澈的夜晚”。既有“生孩子的犬妈妈”，也有“逃跑的公牛”，还有“白色的母马”和“年老的驴”。有“神经错乱”、“白痴之子”和“肺病的女儿”。既有“钟楼”也有“死亡”，总而言之，是无所不有。

我总是想，我要是会绘画该多好。绘画把存在于那里的东西原模原样地画出来就行，文章却无法如此。

比如，画一处风景时，角落里开着一朵花，那是朵被人忽略、丝毫不起眼的落寞的小花，神圣洁白而又可爱。可是用文字来描述，阅读之后谁都会被那朵小花吸引，尽管只是一瞬间，但是焦点集中到了小花上。神圣洁白可爱的小花等等，如此来描写，就会感觉小花仿佛被赋予了某种特殊的意义。

若是绘画就不同了。微小的东西可以保持原来微小的状态。我时常向往这种近乎洁癖的干干净净。

如实描摹。

《小毛驴和我》是我所知的唯一一本用文字做到这一点的书。它不扩大不缩小，不浓缩也不稀释，把世上所有的善与美都记录下来。

那是静静地放飞心灵的人的视线，是只有默默承受了绝望和孤独的人才拥有的、像水一般透明安静的视线。

尽管如此，这本书的主角小毛驴是一头完美的动物。没有欲望、温和、纯洁，像常人一样会疲劳，稍稍有些悲哀。并不具有某种象征，始终是一头具象的毛驴。

我想，我要是也有一头小毛驴该多好啊。小毛驴、后院、无花果树、散步的小道、休憩的小丘，还有一眼小小的清凉的泉水。那样的话便可以不写小说，在“无限的、和平的、广阔无垠”的黄昏世界里，心情舒畅地生活起居。我喜欢善与美。

虚与实

纽瓦克这座小小的大学城中，那家小店面朝艾尔克顿大道。店名令人稍感羞涩，叫作“友善者”，它是城里仅有的一家冰激凌冷饮店。

在那里，我第一次知道还有西瓜奶昔这样的饮料。那是自初夏开始，在整个夏季出售的色彩鲜艳（介乎深粉和红色之间）的饮料。不过与这鲜艳的色彩相反，味道含糊不清、模棱两可。那淡淡的甜味和瓜类特有的水分过多的清香，总觉得有点儿感伤，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于是整个夏天出入那里，去喝西瓜奶昔。

获得费米娜奖的《409拉德克里夫》，便是以那时的生活为原型创作的。获奖后，最让我吃惊的是周围围绕着这“原型”作出的反应。

在获奖后的采访中，与“父亲对你有什么影响”的提问一样，总被问到“哪里为止是虚构的，哪里开始是非虚构的”。作者根本不可能知道这种事情。我相信所谓小说完全都是虚构的，尽管如此，无论怎样彻头彻尾地编排谎言，写作这一行为本身，在经过作家内心的节点时，便不可避免地成了内心世界非虚构的事物。我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每当听到什么地方是虚构的之类的提问，我便暗想：这家伙，脑子真够笨的。

现在，我在东京，非常怀念“友善者”店内明亮的墙纸、斟满西瓜奶昔的高脚杯，以及透过玻璃窗看见的艾尔克顿大道满是尘土的夏日景象。虽说是回忆往事，但那早已是虚构的事情了。即便回想起自己把臂肘支在“友善者”的白餐桌上，手托着腮无所事事地用吸管吸着西瓜奶昔的侧影，也感觉自己像与之无关的人。我刚把视线转开，她便随心所欲地站起来，开始独自行动。我觉得这太有趣了，便想写成小说。

说到了西瓜奶昔，顺便也说一下乳酸菌饮料“可尔必思”。我从前便非常喜欢可尔必思，没有可尔必思的夏天不像夏天。阴凉微暗的厨房，窗外，天空的颜色仿佛雷阵雨顷刻就要浇下来似的。院子里的树叶，关冰箱门时发出的声音，光着脚在地板上啪嗒啪嗒走路的感觉。围绕着可尔必思的这些光景，记忆中那两手捧着大杯子神气活现的小孩确实是从前的我，但无论如何又只能看作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