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

那么，何必迟疑呢？

每一寸时光，都让它润物无声吧。

我的书桌面对着开阔的阳台，阳台上色彩闹哄哄的九重葛和华丽的扶桑盛开，肥猫趴在花丛下，不，他不是趴着的，他是仰躺的，叉开两腿，四脚朝天，摊开他白花花的肚子，晒着太阳。

妹妹

九十三岁的美君坐在我书桌的旁边，正面对着我。她的头发全白，垂着头，似乎在打吨。为了不让她白天睡太多，这时我会离开书桌，把玫瑰水拿过来，对她说，来，抬头，不要睡，给你香香，喷一下喔。然后喂她喝水，是泡好凉过的洋甘菊茶，用汤匙一匙一匙喂，怕她呛到。

她睁开眼睛，顺从地一口一口抿着水。我听见自己说，“张开嘴，很好，妈妈，你好乖。”

记忆在时光流转中参差交错，斑驳重叠。年幼的我，牙疼得一直哭。美君切了一个冰梨，打成汁，让我坐着，一匙一匙喂着我，说，“张开嘴，很好，妹妹，你好乖。”

美君自己曾经是个“妹妹”。她说，那一年，采花的时候摔到山沟里去了，从坡顶一路磙下去，全身被荆棘刺得体无完肤，奶奶抱着她，一面心疼地流泪，一面哄，“妹妹，不要怕，妹妹，不要怕……”

从三岁的“妹妹”走到九十三岁的“妈妈”，中间发生了什么？

姐姐

美君早期穿的是素色的棉布旗袍。蹲下来为孩子洗澡的时候，裙衩拉到大腿上去。光熘熘的孩子放在一个大铝盆里，洗澡水，是接下来的雨水放到台湾南部的大太阳里晒热的，晒了一整天，趁热给孩子洗澡。

旗袍是窄裙，孩子的手不好拉。后来，当我长到她的腰高时，她随俗也开始穿起当地农村妇女喜欢的洋装，裙摆宽幅，还有皱折，让我很方便地紧抓一把裙角，跟着上市场。市场里卖鱼的女人，拿着刀，台子上一滩血水，她刀起刀落，高兴地说，“妹妹，叫你妈妈买鱼吧，吃鱼的小孩聪明，会读书。”

“妹妹”，在台湾发音为“美眉”，就好像“叔叔”是“鼠叔”，老伯伯是“老杯杯”。音调扭一扭，把老人孩子包进一种亲昵宠爱的感觉，就好像用绒毯把一个婴儿密密实实地包起来一样。

理直气壮地当美眉，被父母宠爱，被邻居喜欢，被不认识的大人赞美：“你看这个美眉，多乖啊，讲台语讲得那么轮转。”

习惯了走到哪儿都被称为“美眉”，有一天，有人在后面叫“小姐”，我没有回头，然后他不得不用暴喝的声音叫，“小姐，你的钱包掉了。”

小姐？谁是小姐？

然后又有一天，大街上碰到什么人，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她说，“来，叫阿姨。”

我像触了电。谁，谁是阿姨？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任何警告或者预暖，接下来就更蹊跷了。站在水果摊前面，卖水果的男人找钱给我，然后对着我的背影说，“老板娘，再来喔。”

老板娘，谁是老板娘？

在北京熙来攘往的街头，听见有人说，“那个穿球鞋、手里拿著书的大妈……”时，我就定如泰山，冷若冰霜了。

可是事情还没完。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好像同时，这个社会一觉醒来，发现叫“老板娘”或“大妈”不如叫“大姐”或“姐姐”来得有效，突然之间，不管走到哪里，那卖鞋子的、卖衣服的、卖保养品的，那卖花的、卖菜的、卖猪肉的，好像昨晚都上了同一个培训班，天一亮，全城改口叫“姐姐。”

我愣了一会儿。姐姐，谁是姐姐？

叫“姐姐”比前面的都来得阴险。改名里头藏着原有的俯视、蔑视，却又以假造的亲昵来加以隐藏。看着一个脸庞亮着胶原蛋白发光的小姐冲着我叫“姐姐、姐姐，这个最适合你了”，我莫名其妙联想到鲁迅的〈狂人〉：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

我在想，我是不是生了什么病，自己没感觉，可是，是不是我的外型变了，使得人们对我有奇怪的反应？

人瑞

后来，一个四十年没见面的大学同学来看我；四十年没见，她坐下来就开始谈养生和各种疾病的防护，从白内障、糖尿病、乳癌、胰脏癌、老人痴呆，一路说到换膝盖、换髋骨之后的复健，谈了一个小时。这时，有人带来了她的小孙子。同学把孙子抱过来，放在膝上对着我，教孙子说，“叫，叫奶奶。”那头很小、长得像松鼠的孩子就奶声奶气地叫了一声“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