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思念比远方更远 海缘

曹操横槊赋诗,曾有“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之句。这意思,李斯在《谏逐客书》里也说过。尽管如此,山高与海深还是有其极限的。世界上的最高峰,圣母峰(通称珠穆朗玛峰——编者注),海拔是二万九千零二十八英尺,但是最深的海沟,所谓马利安纳海渊(Mariana Trench),却低陷三万五千七百六十英尺。把世上蟠蜿的山脉全部浸在海里,没有一座显赫的峰头,能出得了头。

其实也不必这么费事了。就算所有的横岭侧峰都穿云出雾,昂其孤高,在众神或太空人看来,也无非一钵蓝水里供了几簇青绿的假山而已。在我们这水陆大球的表面,陆地只得十分之三,而且四面是水,看开一点,也无非是几个岛罢了。当然,地球本身也只是一丸太空孤岛,注定要永久漂泊。

话说回来,在我们这仅有的硕果上,海洋,仍然是一片伟大非凡的空间,大得几乎有与天相匹的幻觉。害得曹操又说:“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也难怪《圣经》里的先知要叹道:“千川万河都奔流入海,却没有注满海洋。”豪斯曼更说:“滂沱雨入海,不改波涛咸。”

无论文明如何进步,迄今人类仍然只能安于陆栖,除了少数科学家之外,面对大海,我们仍然像古人一样,只能徒然叹其敻辽,羡其博大,却无法学鱼类的摇鳍摆尾,深入湛蓝,去探海里的宝藏,更无缘迎风振翅,学海鸥的逐波巡浪。退而求其次,望洋兴叹也不失为一种安慰:不能入乎其中,又不能凌乎其上,那么,能观乎其旁也不错了。虽然世界上水多陆少,真能住在海边的人毕竟不多。就算住在水城港市的人也不见得就能举头见海,所以在高雄这样的城市,一到黄昏,西子湾头的石栏杆上,就倚满了坐满了看海的人。对于那一片汪洋而言,目光再犀利的人也不过是近视,但是望海的兴趣不因此稍减。全世界的码头、沙滩、岩岸,都是如此。

中国的海岸线颇长,加上台湾和海南岛,就更可观。我们这民族,望海也不知望了多少年了,甚至出海、讨海,也不知多少代了。奇怪的是,海在我们的文学里并不占什么分量。虽然孔子在失望的时候总爱放出空气,说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害得子路空欢喜一场,结果师徒两人当然都没有浮过海去。庄子一开卷就说到南溟,用意也只是在寓言。中国文学里简直没有海洋。像曹操《观沧海》那样的短制已经罕见了,其他的作品多如李白所说:“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甚至《镜花缘》专写海外之游,真正写到海的地方,也都草草带过。

西方文学的情况大不相同,早如希腊罗马的史诗,晚至康拉德的小说,处处都听得见海涛的声音。英国文学一开始,就嗅得到咸水的气味,从《贝奥武甫》和《航海者》里面吹来。中国文学里,没有一首诗写海能像梅斯菲尔德的《拙画家》(Dauber)那么生动,更没有一部小说写海能比拟《白鲸记》那么壮观。这种差距,在绘画上也不例外。像热里科(Théodore Jéricault)、德拉克洛瓦、透纳等人作品中的壮阔海景,在中国画中根本不可思议。为什么我们的文艺在这方面只能望洋兴叹呢?

我这一生,不但与山投机,而且与海有缘,造化待我也可谓不薄了。我的少年时代,达七年之久在四川度过,住的地方在铁轨、公路、电话线以外,虽非桃源,也几乎是世外了。白居易的诗句“蜀江水碧蜀山青”,七个字里容得下我当时的整个世界。蜀中天地是我梦里的青山,也是我记忆深处的“腹地”。没有那七年的山影,我的“自然教育”就失去了根基。可是当时那少年的心情却向往海洋,每次翻开地图,一看到海岸线就感到兴奋,更不论群岛与列屿。

海的呼唤终于由远而近。抗战结束,我从千叠百嶂的巴山里出来,回到南京。大陆剧变的前夕,我从金陵大学转学到厦门大学,读了一学期后,又随家庭迁去香港,在那海城足足做了一年难民。在厦门那半年,骑单车上学途中,有两三里路是沿着海边,黄沙碧水,飞轮而过,令我享受每一寸的风程。在香港那一年,住在陋隘的木屋里,并不好受,却幸近在海边,码头旁的大小船艇,高低桅樯,尽在望中。当时自然不会知道:这正是此生海缘的开始。隔着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北域,厦门、香港、高雄,布成了我和海的三角关系。厦门,是过去式了。香港,已成了现在完成式,却保有视觉暂留的鲜明。高雄呢,正是现在进行式。

至于台北,住了几乎半辈子,却陷在四围山色里,与海无缘。住在台北的日子,偶因郊游去北海岸,或是乘火车途经海线,就算是打一个蓝汪汪的照面吧,也会令人激动半天。那水蓝的世界,自给自足,宏美博大而又起伏不休,每一次意外地出现,都令人猛吸一口气,一惊,一喜,若有天启,却又说不出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