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思念比远方更远 思台北,念台北

隐地从台北寄来他的新书《欧游随笔》,并在扉页上写道:“尔雅也在厦门街一一三巷,每天,我走您走过的脚步。”一句话,撩起我多少乡愁。龙尾蛇头,接到多少张圣诞卡贺年片,没有一句话更撼动我的心弦。

如果脚步是秋天的落叶,年复一年,季复一季,则最下面的一层该都是我的履印与足音,然后一层层,重重叠叠,旧印之上覆盖着新印,千层下,少年的屐迹车辙,只能在仿佛之间去翻寻。每次回到台北,重踏那条深长的巷子,隐隐,总踏起满巷的回音,那是旧足音醒来,在响应新的足音?厦门街,水源路那一带的弯街斜巷,拭也拭不尽的,是我的脚印和指纹。每一条窄弄都通向记忆,深深的厦门街,是我的回声谷。也无怪隐地走过,难逃我的联想。

那一带的市井街坊,已成为我的“背景”甚至“腹地”。去年夏天在西雅图,和叶珊谈起台湾诗选之滥,令人穷于应付,成了“选灾”。叶珊笑说,这么发展下去,总有一天我该编一本《古亭诗选》,他呢,则要编一本《大安诗选》。其实叶珊在大安区的脚印,寥落可数,他的乡井当然在水之湄,在花莲。他只能算是“半山”的乡下诗人,我,才是城里的诗人。十年一觉扬州梦,醒来时,我已是一位台北人。

当然不止十年了。清明尾,端午头,中秋月后又重九,春去秋来,远方盆地里那一座岛城,算起来,竟已住了二十六年了。这期间,就算减去旅美的五年,来港的两年,也有十九年之久。北起淡水,南迄乌来,半辈子的岁月便在那里边攘攘度过,一任红尘困我,车声震我,限时信,电话和门铃催我促我,一任杜鹃媚我于暮春,莲塘迷我于仲夏,雨季霉我,溽暑蒸我,地震和台风撼我摇我。四分之一的世纪,我眼见台北长高又长大,脚踏车三轮车把大街小巷让给了电单车计程车,半田园风的小省城变成了国际化的现代立体大都市。镜头一转,前文提要一样的跳速,台北也惊见我,如何从一个寂寞而迷惘的流亡少年变成大四的学生,少尉编译官,新郎,父亲,然后是留学生,新来的讲师,老去的教授,毁誉交加的诗人,左颊掌声右颊是嘘声。二十六年后,台北恐已不识我,霜发的中年人,正如我也有点近乡情怯,机翼斜斜,海关扰扰,出得松山,迎面那一丛丛陌生的楼影。

曾在那岛上,浅浅的淡水河边,遥听嘉陵江滔滔的水声,曾在芝加哥的楼影下,没遮没拦的密歇根湖岸,念江南的草长莺飞,花发蝶忙。乡愁一缕,恒与扬子江东流水竞长。前半生,早如断了的风筝落在海峡的对面,手里兀自牵一缕旧线。每次填表,“永久地址”那一栏总教人临表踟蹰,好生为难。一若四海之大,天地之宽,竟有一处是稳如磐石,固如根底,世世代代归于自己,生命深深植于其中,海啸山崩都休想将它拔走似的。面对着天灾人祸,世局无常,竟要填表人肯定说出自己的“永久地址”,真是一大幽默,带一点智力测验的意味。尽管如此,表却不能不填。二十世纪原是填表的时代,从出生纸到死亡证书,一个人一辈子要填的表,叠起来不会薄于一部大字典。除非你住在乌托邦,表是非填不可的。于是“永久地址”栏下,我暂且填上“台北市厦门街一一三巷八号”。这一暂且,就暂且了二十多年,比起许多永久来,还永久得多。

正如路是人走出来的,地址,也是人住出来的。生而为闽南人、南京人,也曾经自命为半个江南人,四川人,现在,有谁称我为台北人,我一定欣然接受,引以为荣。有那么一座城,多少熟悉的面孔,由你的朋友,你的同学、同事、学生所组成,你的粉笔灰成雨,落湿了多少讲台,你的蓝墨水成渠,灌溉了多少亩报纸杂志。四个女孩都生在那城里,母亲的慈骨埋在近郊,父亲和岳母皆成了常青的乔木,植物一般植根在那条巷里。有那么一座城,锦盒一般珍藏着你半生的脚印和指纹,光荣和愤怒,温柔和伤心,珍藏着你一颗颗一粒粒不朽的记忆。家,便是那么一座城。

把一座陌生的城住成了家,把一个临时地址拥抱成永久地址,我成了想家的台北人,在和中国母体土接壤连的一角小半岛上,隔着南海的青烟蓝水,竟然转头东望,思念的,是二十多年来餐我以蓬莱的蓬莱岛城。我的阳台向北,当然,也尽多北望的黄昏。奈何公无渡河,从对河来客的口中,听到的种种切切,陌生的,严厉的,迷惑的,伤感的,几已难认后土的慈颜,哎,久已难认。正如贾岛的七绝所言:

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