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城市从这里突围（第7/10页）

经过清初至中叶的“湖广填四川”后，移民对自己的来历及祖先的业绩更是特别在意，有的在蜀安定后，随即回乡取来或者老族的人送来老谱，以便在迁四川后续修新谱。在学者黄尚军所过目而作简略登录的一百部家谱中，最早者系嘉庆十三年（1808年），最晚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其间包括有数部无法确定年代的族谱。而这一百部中关于成都府的更多，但关涉至今日仍属成都管辖的则只有二十三部。而这二十三部中因古简州包括今龙泉驿，而龙泉驿已属今成都市，故包括那时所描述的简州龙泉驿家族之族谱；再者二十三部明载因清初“湖广填四川”而迁入成都者为十三部，占二十三部的56％，可见湖广填四川对成都人口影响之一斑。兹随举几例，以窥一斑。1835年（道光十五年）简阳所修的《王氏族谱》中表明其1680年从长沙府迁入成都府简州龙泉驿；1875年大邑《邱氏宗谱》记载顺治年间由福建迁蜀；1888年新都《魏氏族谱》中载其始祖从康熙年间从福建被派入川者近百支，散处成都、绵阳、乐山，以新都为最；1924年华阳《廖家族谱》说1726年从广东兴宁县至湖广，其子在1724年先期入川（资料均见《四川方言与民俗》）。福建、江西、广东在清初战乱后填四川的人是不少的，但正如光绪年间《德阳县志续志》中的《陕西会馆田记》一文说：“……时朝廷功令他省民人入蜀报垦……当此之日，楚来最多，亦最先，秦次之，江右为后，粤、闽出于乱定数十年之外。故邑人率皆五方杂处。”《成都通览》是这一论点另一个有力佐证，从当时填四川者，湖广籍占25％，云贵籍占15％，江西籍占15％，陕西籍占10％，安徽占5％，山东占5％，广东和广西合占10％，而福建、山西、甘肃合占5％（《成都之成都人》）。这说明湖广、云贵、江西和陕西人占了湖广填四川的人口的大多数。

奉旨入蜀的人就不去说他了，因为他们入川缺乏很多内在动力和本能的利益驱使，这种入川方式最难判断入川者的个人素质。而那种被逼上绝路逃荒或者由于家乡发展已至极限，具有冒险精神的人，才是我们应该分析的对象。可以说，入蜀的第一代全是靠圈地和自耕农以及佃租的方式起家的。他们多是勇猛有余而在读书方面出息不大的人，也就意味着是封建社会科举考试下的边缘人。一直到了他们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甚至更靠后，才改变了他们辛勤劳动而食不果腹的尴尬境地，他们积聚了钱财，需要改变自己或许有点钱但却非常寒微的地位，于是读书中举就成了在平凡而稳定的社会之必选项目，也表明了“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包括成都带来了怎样的荣誉。

我们先谈那些著名人物如元帅陈毅、朱德等人的家世（这些族谱方志里的资料均采自孙晓芬编著的《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它处不再另行作注）。陈毅的先祖陈尧钦三兄弟在康熙末年从湖南宝庆府新宁县，随“湖广填四川”的人口移动而长途跋涉入蜀，最终老大陈尧钦决定落户乐至，而另两位兄弟则另走它处，与其告别。到陈毅时已至第九辈。朱德先祖随“湖广填四川”的大潮，从广东韶光迁移到四川广安、营山一带做生意，直到入蜀第三代朱文先才带着四个儿子到仪陇县马鞍场大湾定居。到朱德时已至第八代。这就说明移民非数代之艰辛劳作不能结果。

一些四川的现代作家如李劼人、阳翰笙、郭沫若、艾芜、马识途等，其祖上都有过“湖广填四川”的艰辛历程。李劼人的八世祖李述明清初从湖北黄陂入蜀，李述明的入蜀比较特殊，他是沿途做小生意比如卖布并且行医，到达四川华阳县定居的。李劼人的三曾祖父李正康也是教私塾兼行医，出售湖北祖传“朱砂保赤丸”，而李劼人的父亲李传芳及其妻子均会制作此丸。其实李氏之入川，不只是带来了“朱砂保赤丸”，而且将祖传的家乡菜也实践到他所开的餐馆“小雅”当中，如凉拌芥末宽粉皮之类。更重要的是李氏第八代之子对成都的贡献，不只是他的小说堪称近代小说的《华阳国志》，而且他对成都的研究在四川作家中无出其右者，这只从他的遗文《成都历史沿革》和《话说成都城墙》里就能不费力地感觉得出（《成都文物》1991年第2期）。

艾芜的远祖则是失掉了土地，只好携妻带子远走他乡，于是在康熙中叶迁蜀，在成都府的新繁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靠着水沟插占务农。其始祖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入川的，到了艾芜父亲一代正好是“坤”字辈，于是派人去湖北麻城寻访祖先同姓家族，又带回两句用于排字的韵文“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按照粗略的估计，艾芜始祖入川已达十世左右。而作家阳翰笙的祖先与所有入川之作家的祖先均不同，他的祖先是被官方胁迫而非自愿入川的，他并不想迁蜀，迁蜀后定居于高县罗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