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优势与反道德优势（第2/2页）

我听了一愣，“你们”？“你们”是谁？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反感过“上辈作家”？我只反感其中的个别人，就像我只对“美女作家”中的个别作家表示异议一样。比如，我一直认为韩少功、李锐是非常好的作家，披头散发、泥沙俱下的莫言，我也非常看重。格非和余华的作品我不光看重，而且喜欢。具体到下一茬作家中的女作家，就我看到的周洁如和戴来等人的小说而言，我认为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周洁如的短篇小说《花》，我认为和莫言的《拇指铐》一样，都是近年来屈指可数的好短篇。李佩甫写出《羊的门》之后，我的兴奋难于言表。顺便说一句，文学是不是一定要用“代”来划分？生于1969年的作家的作品与生于1970年的作家的作品，必须用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批评语言来批评吗？放眼全世界，有这样搞批评的吗？

和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故事一样，事情到此当然还没有结束。这位批评家后来与多位“美女作家”有过交往。其“交后感”是，一些“美女作家”其实并不是流氓，有些人交往起来还很舒服，符合“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标准，其中还有党员同志，总的说来，属于进步青年。

第一个故事中的“道德优势”和第二个故事中的“反道德优势”，都让人感到不安。它们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但却又是在同一个逻辑层面上展开的。从最通俗的意义上讲，前者是装老爷，后者是装孙子；前者是伪善，后者是伪恶。这是不是一种经验的同构？比如，有时候，在有些人那里，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就是同一个词。更多的时候，将“道德优势”和“反道德优势”看成同一个词，也不会有什么大错。

我想知道的是，这样做是否能对现实作出准确的穿透？如果说，生活中充满了面具，充满了谎言，那么是不是一定要用一个面具去揭示另一个面具，用一种谎言去揭示另一种谎言？它究竟是揭示还是遮蔽？它究竟是对现实的批判，还是现实的同谋？自由的精神能从这样的文字中表现出来吗？如果说那里面有自由，那么在我看来，它只是谎言的自由。但是，仅仅把它们称为伪善和伪恶，是不是太简单了？难道那只是伪和装的问题吗？如果就此盖棺论定，是不是也是一种强奸？我首先亮明自己的看法：仅仅把那看成是伪善和伪恶，对他们是不公正的。所以，我很想和别人讨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到底算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在作品中很少看到自我质疑？

奇怪的是，那些作品都有极大的市场。但我不认为这样的市场就能说明读者和作家、作品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对话关系。真正的对话关系的建立，首先依赖作品中的自我质疑、互相否定的机制。作者对自己提出的任何问题都不去轻易下决断，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可能。他是在否定中寻求肯定，在肯定中遭遇否定。这样的作品，既不依赖道德优势，也不依赖反道德优势。作家秉烛夜行，而作品就是那风中之烛。作家忍受着各种痛苦和困扰，而我们对作品的阅读，其实是把各种痛苦和困扰，重新集中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在这样的阅读中，得以持续地反省自己的阅读经验和道德惯性。实际上，我倾向于把它看成是包含着新的道德立场的美学立场。

在正式讨论之前，我先做了个游戏。我把第二个故事讲给第一个故事中的那位朋友听，把第一个故事讲给第二个故事中的那位朋友听。我想听听他们的看法。但是，我绝没有想到，他们都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第一个朋友现在对年轻作家充满无限的关爱，很慈祥，觉得这些鸡毛蒜皮的问题可以略过不谈，关键要看主旋律。第二位朋友对中老年作家充满无限的敬意，他提到的不是主旋律，而是主要矛盾，即他们和现实的主要矛盾。至于别的，他们一挥手，说，别的都可以略过不谈。他们坚定的语气表明，真理就在他们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