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读了中国当代小说吗？ 关于《顾彬不读中国当代小说吗？》一文的回应和说明（第5/6页）

我在那个会议上朗诵了自己的作品，在随后的演讲和回答提问的环节，我提到了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看法，提到了在中国写作要面临着怎样复杂的语境，以及中国当代小说的复杂性，提到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与西方小说的叙事传统有着怎样的不同，中国小说的叙事资源与西方小说的叙事资源有着怎样的差异，这些问题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代小说的写作，用讨论的语气回答了为什么托马斯·曼这位在一些德国人看来已经过时的作家在中国却并没有过时，等等。当然，我也提到了我对顾彬先生的很多观点难以认同，我坦率地指出，顾彬先生只有在充分阅读中国当代小说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中国当代小说作出判断，现在的判断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我对他的“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导致中国当代作家无法写出优秀小说的提法，表示不敢苟同。我声明，对顾彬先生的某些观点，谁愿意接受谁接受去！我自己是无法接受，而且我自认为有不接受的权利。我还要说明的是，在我发言的时候，顾彬先生就坐在现场。当然有一句话我没说，是我当时想说，但现在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才说出来的，那就是顾彬先生的很多看法，我宁愿从最美好最宽容的意义上去理解，比如，我宁愿认为，这是顾彬先生又喝多了。我说这话倒是有根据的：即使在主席台上发表演讲的时候，他也是频频举杯，而且还会再次声明他喝的是五粮液。我后来对朋友开玩笑，也对顾彬先生开玩笑，五粮液酒厂应该给顾彬先生颁发国际勋章。我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我与顾彬先生发生了很多争执，但我与顾彬先生正常的交流并没有受到影响。有一个事例可以说明我们仍然可以正常交流：在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我跟顾彬先生偶然相遇了，当时我们还有过简短的友好的交谈，因为文学虽然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主题，但它并不是唯一主题。我对顾彬先生没有偏见。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他有他批评的权利，即便他的逻辑时常混乱，难以理顺，但他也有他混乱的权利，你没有理顺可能是你的能力问题。其实，静下心来想一想，对顾彬先生的某些看法，我也是认同的，比如，他对当代一些小说中存在的商业化倾向的批评，我就认为是对的，以前认为是对的，以后也会认为是对的，当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商业化倾向对文学构成了负面影响，而且它不仅会对中国小说家构成负面影响，对德国的小说家也会构成负面影响；比如作家写作一定要注意语言，我就认为他的这句话是对的，以前认为是对的，以后也会认为是对的，我只是对他所说的伯尔和君特·格拉斯的小说“语言很差”表示怀疑，但因为我不懂德语，我的这种怀疑又是没有说服力的，可能真的很差，也可能很好；我对他所说的小说不是故事的说法，也是认同的，但对他所说的现代小说不应该讲故事的说法，又是有怀疑的，因为你首先得告诉我什么是故事；我对他所说的小说不能够写得太厚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认同的，但写得太厚的小说就不是好小说，而且还要有具体的页数的限制，超过多少页就不是好小说了，我对这种说法又是不能认同的。我的这些想法，属于偏见吗？是对顾彬先生的偏见吗？如果有人认为是，请说服我。

现在，为了说明我对顾彬先生没有偏见，我不妨提到一个事实。作家邱华栋曾经对顾彬先生做过一个访谈《我内心里有一个呼救声》，顾彬先生是要借这个访谈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没有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他只说过某些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他要辩解，要说明，要补充，要呼救。但是有好长一段时间，这篇访谈不能完整地见诸报刊，因为中国很多媒体只对顾彬先生的那个“垃圾说”感兴趣，而对他的别的话不感兴趣，所以他们不愿意给顾彬先生提供版面。邱华栋先生问我能不能找个地方发表那篇访谈。邱华栋先生找到我，是想让我拿到我就职的刊物发表。我后来看了那篇访谈，建议邱华栋先生把文章发给著名的编辑家林建法先生。后来也是我打电话给林建法先生的。那篇访谈后来发表于林建法先生当时参与主编的《西部·华语文学》。据我所知，那是顾彬先生比较早地能够在中国国内发表的完整的访谈。奇怪得很，后来我与顾彬先生提到此事时，顾彬先生否认他接受过作家邱华栋的访谈，并且表示他根本不知道有一个人名叫邱华栋。邱华栋先生跟他做访谈时还是《青年文学》的主编，为了能够引起顾彬先生的记忆，我提到了这一点。但顾彬先生还是想不起来，也想不起来中国有一份刊物叫《青年文学》。好了，既然说开了，我就不妨顺便再提一件小事。去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参加那个会议之前，我刚去了一次韩国，在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教授（恕我在此不提及这位韩国教授的名字）的办公室，那位研究中国文学，也研究鲁迅的著名教授对我说，顾彬先生前段时间来这里的时候，他跟顾彬先生就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发生过争执，因为他实在无法认同顾彬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全盘否定。后来，我与顾彬先生见面的时候，顺便问他在韩国讲学的情况，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说他从来没有去过韩国。于是我提到了那位教授跟他见面的事，意在提醒他是不是忘了自己的韩国之行。顾彬先生非常认真地说，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当时在场的梁秉钧先生只好提醒他，某年某月某日某地，他们三个人还在一起喝酒，聊得很好。但顾彬先生还是认定，他不认识那位教授。如果你知道顾彬先生是韩国外国语大学的兼职教授，而且顾彬先生到韩国外国语大学任教与那位教授有某种关系，你就知道顾彬先生的记忆确实出现了一些差错。就在三个月前，韩国的那位教授作为博士生论文答辩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应邀来北京大学参加一个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当时我跟那位教授见了一面，那位教授告诉我，顾彬先生最近又去了一次韩国，他跟顾彬先生又争论起来了，但争论归争论，他跟顾彬先生的友谊并没有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