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读了中国当代小说吗？ 关于《顾彬不读中国当代小说吗？》一文的回应和说明（第4/6页）

赵勇教授在文章中写到了他的“推断”：“顾彬与李洱说话的语境，那应该是一个吃饭喝酒聊天的场所。一般来说，饭桌上说的话、酒后之言是不能太当回事的。或者也可以说，那种私下场合的聊大天或许不宜变成公共场合的话语。大概顾彬也意识到了这种‘公私’之别，他才有了如下怨言：‘近来，中国人跟我一起吃饭时会打开他们的机子，可是我是在随便说，而不是正式讲话。这便能变成信息了吗？’”顾彬先生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人”——对于这种全称判断，顾彬先生用起来得心应手——具体指的是谁，我不知道，我可以肯定的是，我不会身在其中。现在我需要说明的是，赵勇教授在文章中提到的那天的情况，其实际情形与赵勇教授的“推断”是不同的。那并不是喝酒聊天的场所。参加过在欧洲举行的国际性学术会议的人或许会有一个印象——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从戴维·洛奇的学院派小说中，会看到一些有趣的描述——会议的日程往往会安排得相当紧密，所谓的吃饭喝酒，也都是在会场或者会场附近的咖啡馆里进行，大致相当于中国学术会议上的茶歇，那其实是会议的延续。前面说了，那是一个度假村似的地方，它只有一个院子，开会、吃饭、喝咖啡、小组讨论都在同一个院子里举行。在白天的整个会议期间，那里不分“私下场合”和“公众场合”，没有人“聊大天”，会议的组织者也鼓励人们在吃饭的时候进行更深入的交流。至少在那个会议上，不存在着“那种私下场合的聊大天或许不宜变成公共场合的话语”的问题，所以在赵勇先生现在公布的顾彬先生的邮件中，顾彬先生并没有这么说。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在场的还有很多汉学家、同声翻译人员、工作人员。也就是说，我跟顾彬先生的讨论，完全是在一个公共空间里进行的。好了，现在请中国的学者和专家们告诉我，我当时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又跟顾彬先生坐在一起，而当时讨论的就是会议的议题，那么是否有必要对顾彬先生的发言作出回应？我对顾彬先生提出了我的看法，而且我告诉顾彬先生，在我接下来的发言中，我还会对他的话作出回应。顾彬先生欢迎我的回应。当时我以他已经提到的莫言小说和王安忆小说为例，向顾彬先生提出质疑：你说莫言的小说和王安忆的小说写得很差，我想他们本人可能也会承认，他们曾经写过很差的小说，因为任何一个作家都有“悔其少作”的情形，但是你作为一个批评家，你能不能告诉我，莫言和王安忆的小说，哪一部写得很差，哪一部写得不太差，哪一部写得不差？我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够知道你的评判标准。顾彬先生的回答是：都很差。只要不讨论中国当代文学，顾彬先生的声调就是正常的，但只要一谈到中国当代文学，他的声调就会迅速出现变化，变得非常激昂，这种变化在说到“都很差”或者“很差”的时候会达到高潮。举例来说，他会提到他认识王安忆，提到与王安忆的交往，这些都是用正常的语速和语调来说的，但说到“很差”的时候，他的语调会突然变成重音，有一种势如破竹的效果。我非常认真地告诉顾彬先生，虽然我与王安忆女士没有交往，更谈不上任何私谊，但我很难同意你对王安忆小说的评价。我对他说，认真阅读王安忆的小说，你可能会感到，王安忆比张爱玲还要优秀，至少要比张爱玲深广。即便你不认为王安忆比张爱玲优秀，那么有一个基本事实似乎不能够忽略：王安忆的小说与张爱玲的小说之间，是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的，既然张爱玲的小说如此杰出，是中国最好的小说，那么王安忆的小说即便写得不好，又能差到哪里去呢？顾彬先生的回答依然是：都很差。我问顾彬先生都看了王安忆的哪些小说，顾彬先生明白无误地说，他已经不看中国小说了，因为他很忙，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如果再看中国当代小说的话，他就别睡觉了。当他提到“别睡觉了”的时候，他的孤愤是溢于言表的。我相信这样的话，顾彬先生讲了不止一次，至少在后来的几天里，我又多次听他谈过这个话题，在公开的或者私下的场合，而且不需要你挑起话头他就会自动说起。赵勇教授倘若不信，不妨去问一下跟顾彬先生有过接触的别的中国学者和作家，这是不是顾彬先生经常谈到的话题之一。如果有些人不愿意说，其中的原因请你自己去分析。不过，现在再次提到此事，我仍然要对顾彬先生表示理解：为什么不允许顾彬先生不读当代小说呢？为什么要逼着他阅读当代小说呢？他读不读，都是他自己的权利。不读中国当代小说不要紧，我主要想知道顾彬先生判断作品写得好与写得不好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你总不能只用“很差”两个字就把问题打发了。考虑到顾彬先生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态度，所以我的问题是从顾彬先生欣赏的两个现代作家问起的：你觉得钱钟书和张爱玲是中国最好的小说家，你的理由是什么？顾彬先生回答任何问题都十分干脆，从不拖泥带水，从不犹豫，即便他谈到的某个作家其实是以犹豫著称的，即便对于某些文学作品的评价我们其实需要犹豫着表达才可能抵达问题的核心。当时顾彬先生毫不犹豫地说，因为钱钟书和张爱玲的小说充满着政治上的反抗性。依我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理解，依我对钱钟书小说和张爱玲小说的理解——这些理解如果错了，还请方家教我——我非常直接地说出了我的看法：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和张爱玲的重要小说，应该不是以政治上的反抗性取胜的，这两个人最重要的小说都写于1949年以前，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小说政治上的反抗性表现在什么地方？他们到底反抗了什么？如果拿他们的作品与同时期的作家的作品相比，你真的觉得政治上的反抗性是他们最重要的特点，并且就因为这种特点而使得他们的作品变得非常优秀吗？顾彬先生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的。接下来，顾彬先生主动提到了中国诗歌，谈到他对中国当代诗人的欣赏。当他提到中国当代诗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大概会有些不高兴。我没有不高兴，我没有任何理由不高兴。但我还是表达了我的异议：你说北岛、多多、翟永明、欧阳江河、王家新的诗写得很好，我虽然不是诗人，但我也阅读他们的诗歌，我读北岛的诗歌也读了二十多年了，我读多多的诗歌也有很多年了，我也认为他们写得很好，但当你说他们的诗写得很好，是因为他们写的已经不是中国诗歌了，我就不能理解了。我想北岛、多多、翟永明、欧阳江河、王家新对你的这个说法也不会认同，因为没有一个中国诗人会承认他的诗写得好是因为他的诗歌已经不是中国诗歌了，没有一个中国诗人会剥离他与中国的关系。顾彬先生的回答是：那是你的看法。这只是我的看法吗？这不是一个最基本的文学常识吗？呜呼，难道中国的那些优秀的诗人对此还有另外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