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第3/4页）

林巧稚说她是虔诚的基督徒，入党恐怕不便，这该和终身未婚育一样，对她救治妇儿至少是没有影响。鼓浪屿有最早的教堂，一个斜坡上围成一个小公园，里面有她的雕像。很多旅游团被带到这里，导游把她的事情简单复述一遍，然后旅游团里一些身手矫捷的游客，开始试图爬到雕像上，勾着她的脖子照相。

【前腔】说起从前的酸楚，多是涂炭中的生离、老病关口的死别，或贫苦、运动、战乱里的苦厄。还有一种，是极热切地奔走，得来事事相反，无端害了人。他们因为相信天堂而死于地狱，按悲剧理解又不够贴切。不必历史评价，只需把他领回到青年的自己面前，会觉得可憎而陌生，欲语还休，只有歌者继续唱道：“如果你要为我哭泣，花样的年华，倒不如祭我一杯苦酒。”

“一九七九年记得吗？”在上海，一个警察这样问我。他说：当时东北边境形势紧张，居民开始备战。那年他四岁，跟当兵的父母在珲春住，因为要打仗了，父亲让司机把他送到一个亲戚家里，结果司机喝多了记错了路，把他送到了朝鲜一户人家，过了半年才被找回来，领回来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会讲汉语，满嘴擦哈密达。（抄录自@第二编辑部）

一九七九年，大学里的政策是中国学生去留学生楼陪住，方便留学生了解中国。他现在回忆，学校胆子很大，不害怕他们接受不了这种事情：他的华裔同屋床底下的易拉罐一块钱一罐，比他一天的伙食费贵。那个小伙子说得最流利的一句中文是“对不起”。他接受了这种事情，他感谢学校让他很早就接受了。

我刚会走路的时候，我爸领我去一里外的食杂店，买一袋人造肉回来。是种豆制品，需要在水里泡（有点儿像多年后见到的腐竹），炒一盘，和山东老家寄来的花生米，和用炸过花生的油摊的黄菜一起招待他的大学同学。他们很严肃地吃人造肉、交换政治传闻和预测，小心地每样剩下一半，陆续掩门而去。我尝了尝人造肉，是对肉的向往和对肉的回忆。

那时，林区里有一种没长开似的小蘑菇，晒干之后富蕴异香，不像日后的猪拱菌浪得虚名，是口蘑鸡以外的逸品。大干部去视察，早起在集上乱转，认得这蘑菇，一问，二十元一斤，顶天的价格，沉吟片刻，掏钱买了二斤，很宝贝地包起来抱了回去。林场负责接待的干部知道，但装不知道。这种事儿放在现在说，好像成了一种感慨，其实只是好奇那蘑菇是什么味道。

一九八一年，有个瞎子在大别山山窝里称帝，自创道德金门教，按照评书里的体制，大封附近山民，计正宫、西宫娘娘及宰相、大将军二十一人，阉了条狗当太监。铸仙印四十一枚，其中错别字十余个。十年后，该“道国”被两个路过的乡文书发现，派出所午饭以前出动了几个警力，于是“灭国”，“满朝文武”因为坐了一次汽车感到挺开心。没有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当时有个风流的小木匠，像只蝴蝶一样穿梭于镇上的姑娘媳妇寡妇之间，他的事儿不好定性，最难听的话叫“奸出妇人口”。一直待在看守所里，老话叫“浮押”着，主要是修门窗桌椅，所长也不愿意放他走，因为他生得一双巧手，炖狗肉还好吃。连他自己都忘了案子其实还没结。“决定”是秋天传达过来的，头一批枪毙的里头有他，都有点儿意外和惋惜。

从我们大院里最先被抓走的几个人里，有个女人外号叫“大魔怔”，有一点儿痴呆，见到男人就嘻嘻傻笑着把自己松垮垮的裤子解开。她被认为是无所争议的女流氓，现在稍有见识的人就知道那是种典型的精神疾病。

我幼年对游街公审无限神往，但每次消息传来，我姥姥都把我按在床上逼着我午睡，禁止我跟在其他孩子后面去观看这狂欢。我只能想象一排背上长出木牌子的人站在绿色解放卡车上，子弹像蝲蝲蛄一样铺天盖地地飞过他们的胸膛和头颅，我梦想能捡到一把追忆着耀眼死亡的弹壳。

“剃头有用，你当清兵入关逼汉人剃头是闲着犯轴？八几年，小崽子学嬉皮士和香港人，长头发大喇叭裤，弄进去，先推个秃子，没了个性，再提审就软一大半，好用着呢。那时候学校也用这招。留发不留头，我猜是汉人给满族人出的主意，他们自己不见得懂这奥妙：要你自己跳出来，把立场摆在明面上，再残酷斗争，头发已经没了，脸也就不好意思要了。”

#罚#　“告诉你啊：要生下来，就得交罚款一万”，那是多少年的工资，她认了；“工资扣三级，以后也不给涨”，她也认了；主任又来了，“国家抓得这么紧，孩子生下来，派出所不给上户口，一辈子是盲流”。她哭了一夜，同意去做掉，计生办派俩人看着她被推进去，等她出来，那俩人已经走了，自己扶墙回家。孩子要是活着现在快三十了，总念叨：其实交了罚款就能上户口，叫他们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