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零（第3/4页）

有个吉他手只身从葡萄牙来，带了把自己装的吉他，随便在本地找了个小酒吧，百十人的场地。一个下午都在捏着啤酒罐玩桌面足球，时间到了，跃上台去，简陋的音箱响彻金石之声，五指间千军万马，是顶尖的技艺。他只要几千块的报酬，懂行的说，这人在欧洲很是有名望。“回去给他们看照片：看，我还去过中国演出呢，多有意思啊。”

大概只有怀旧的人和看卡通片的小男孩才喜欢这种金属乐：乐手们严肃地留着齐腰长发，认真地在歌词里探讨吸血鬼、撒旦和基督的关系，视演奏为一种竞技运动。那支乐队是从德国来的，使用的却是并不相邻的意大利语。四条花臂膀大胡子的阴沉大汉，都爱吃烤鸭。他们是业余玩家，利用假期来中国演出，职业分别是养老院护工、工程师、幼儿园教师。

我常逛的计算机散件市场，西北角靠近厕所那里有个游戏机柜台，顾客都是精打细算的小孩儿，始终也没有扩大规模开设分号。两个合伙的男人，终日肩并肩地在一台当前最大的电视下打新上市的游戏，招呼顾客时眼睛仍盯着屏幕，瞳孔和脸庞反射着彩色的光，手指仿佛不由自己控制一样地痉挛。他俩已经这么过了十几年了，我很羡慕他们。

我的初中同桌毕业以后突然辍学了，听说他得了一种精神病，见不得生人，怕和人说话，终日在家拉着窗帘玩电子游戏。到了我们大学毕业以后，他还在过着那时候的日子，病好了一些，可以给游戏机商店打一点儿工。我总是赞叹，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病呢。

精神分裂患者自述：世界不是扭曲，而是单纯，所以感知被越放越大，任何小事，放大了都很怕人，就像盯着一个字、一个人，使劲看进去，是不是就不认得了？我就是觉得有人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我知道我没道理被监控，但又实在有太多不能忽视的证据。你觉得可笑，但科学上来讲，所有的人类都拥有一个可以隐藏现实并引导适应性行为的界面。

油画家为了自己的作品有好结局，都会推荐去个难找的地址配画框，嘱咐过了中午去，上午不开门。门上也没标志，闻到气味才知道找对了。里头是两个干净的瘦老头，一个在量画框，一个在同样认真地煮面条。像是进来熟人一样不招呼客人，等你开口。既不推荐，也不讲价，端详一会儿画，边走动边说，“这画就应该用这种框”。墙上有几幅很精彩的画，不是待取物品，是他俩的收藏。

学画的大学生有地方画画就高兴，何况还给点儿报酬。市政出钱，画在河沿的墙上，要求宽泛，本地风景即可。可以随意实践热爱的线条，高更的红和梵高的黄，画名胜、建筑和校园，骑自行车来去，过了一个艺术家似的寒假。早晚散步的人时常停下来看。春天再去，有人故意在贴发票办证广告，用记号笔写“某某到此一游”和“新年顺气发财”。

从圆明园到树村，新来的画家连宋庄也住不起了，去更偏远的村庄落脚。他们的眼神固执清澈，对艺术各有成见，身后跟着洁白沉默的妻子或女友。很快，聚合成新的艺术家村落。村民们把屋子租给那帮画画的之后兼做他们的生意，比如入秋以后挨家挨户地给他们生炉子。他们整天哆嗦着转来转去，像陷入绝望的蜘蛛，既没一个会生炉子的，也没一个想到可以学学的。

美术系毕业，应聘教小学生补习班，因为不加班。工资虽然低，也够房租和一个人的吃用了。别处都要求照着样子努力画成一模一样，到她这里，发几支笔，随便，怎么画都好，她改得很慎重。有时给孩子看毕加索和草间弥生，见他们也在黑纸上点红点，就说那是别人，你要画自己相信的。她看到有几个孩子的线条变得肯定和动人了，觉得做成了一件小事。

我有个格格不入的小学班主任，好像因家庭出身而加入了民主党派，穿成套的裙装，举止确实是出身另一阶级且一直没改造过来的样子。校长经常要她代拟报告和文稿，之后又恨她，因为她拿此事笑话校长，然而下次仍不得不求。她是唯一喜欢过我的老师，说小孩儿和作文就不该有样板。听说她多年后去郊区当校长，实践她的教育主张，不留作业，兴趣课，随意写作，因为家长们不在乎。

“觉得精神快要出问题，就离职，到城边的山里租个院子住。溪水像条小蛇，从院子中间流过，随身带包书，自己做饭浆洗，多睡觉。有一天没关窗户，被风翻书页的声音吵醒了，知道可以再坚持一段，就下山去。这些年一直这么来来往往。”

某县某镇某村，有位农夫，利用好几个冬季农闲写了部半尺厚的长篇小说，很多描写都是感人的。这种事儿以前常有，娱乐多了以后，逐渐少了，有幸被县文联发现上报，请市区作协名家来开研讨会，借了会议室，每个人前面都摆个打印名字的粉红色小牌牌。作者第一次见这玩意，悄悄拿起来看了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