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零（第2/4页）

脊柱和后背骨节一按就一串噼啪作响的人，有点儿迷信盲人按摩师，觉得他们专注，按摩师五十来岁，在家营业。屋内四白落地，辣眼睛，因为屋顶的灯泡极亮，烤得屋里的人影子都很淡。他不爱说话，有台电脑，总放着轻音乐。好像一个人住，东西都摆放得很整齐，他常用的依次排列在手边。这是个在意别人怎么看他的盲人。

我是生下来就聋。我明白声音一直在我周围。聋哑学校的老师教我震动、口型和手势，但那是替代的声音，还是想不出。要我打比方说，就像色盲看不到颜色，人测不出暗物质。我在梦里猜过声音是什么，我看书时，脑子里闪动的是颜色、手语、图像和气味儿。我也就不知道寂静是什么。我妈说做聋哑人也挺好，简单，好多人倒霉、后悔，还不是因为会说话，世上没什么非听不可的。

大学里的爱情，大半随分，毕业时多在默契中散场。偶尔看到有人像大鱼的溯河洄游，欲执拗地回到某人身边，同学们会诧异地祝福。他为了追赶远走美国的学姐而留在北京，终日闭门背单词。面签时，一面收拾那堆没来得及打开的材料，一面用苦练的口语叨叨：“你连材料都没看，凭什么说我有移民倾向。”

（续）美国学姐结婚的消息传来，人人都不意外，他说，也知道会这样。随便地待在北京，不去上班，用准备出国的钱原地首付了房子，那是十多年前。聚会上，同学问：“不走对了吧，发了吧？”回答说：“都疯了，中介说，八百万。”神色黯淡，像说起一生中后悔的事儿。他的爱情，自此便只被当做房价催熟的财富传奇而已。

我小时候相信画电影海报的才是真正的画家，能画那么大又那么像。他在天气好的时候，把梯子搬出来，醉醺醺地在影院后院爬上爬下。他的技艺神妙，不像别人要举着样稿反复端详，直接从一个角画向另一个角，从任何部位起笔皆能画完复杂的人物动作。总觉得他的心情是愤然的。后来老电影院关门了，待有新电影业时，影院只贴统一印刷的海报。

十五年前，这帮古怪孩子跟着个古怪中年，在租的单元房顶层里办了本讲欧美漫画的杂志，那时这题材比电子游戏和摇滚乐还要冷僻。美术的手绘颇有才气，文编的口语能直接电话采访外国画家，每一期都让同业尊敬。工资则是时断时续的。也不在乎，下班后还要接着把资料架上那几本漫画看完。这本停刊多年的杂志是他们喜欢提及的回忆。

有VCD无互联网的年代，青年人的视听由路边音像社打理，塑料袋包裹的盗版碟用长条纸盒子盛着，猜着买也猜着卖，反正都是十块钱一部。有个店主能一眼看透顾客喜好，安静委婉地推荐三级片武打片鬼片B级片，都是公认的经典邪典。对沉闷的文艺片也在行，熟知欧洲各大导的创作年表，评语诸如“牛逼”或“有点儿过”，和对三级片的态度一样，反正都是十块钱么。

那时听摇滚乐，要掏尽口袋里的钱买当垃圾进口的打口。打口碟不如打口带，磁带断了能接上。精神饥饿、精力过剩，跑遍全城，结识更多奇怪卑微的少年，在小窝点里推理封套上的外文，像是参与了一场迷茫的斗争，像是预备阴谋颠覆点儿什么。听说我们那代人被称作“打口青年”，算是一种（亚）文化现象。

扰民的东西里，装修、大型狗、摇滚乐手。狗市在某条公交线路的尽头，因为房租便宜，摇滚乐手也来了，只有行军床和啤酒瓶子的排练室后面是苞米地。房东是镇书记，仿照白宫修了个院子，车库的租金近乎白送，我只能认为他喜欢看着头发像拖布一样的小子从墙头翻进翻出，喜欢听收废品的鼓声和母猪临终时的嚎叫。

（续）我们那些人甚至也没幻想过有朝一日出名、发财或者仅仅是获得个进录音棚的合同之类的事儿，只是喜欢这么过日子。演出都在遥远的大学礼堂或球馆，早晨就出发，饿着肚子等到下午，像放风一样蹦到台上去，完全不知道从理论上说，演出是应该卖票的。

（再）这些玩琴的人几乎是同时散去的，有到北京去撞无形的墙的，也有权当谋生手艺的，更多的是彻底改行，把这些年视为比黑社会还低端的羞耻。还有个人执意留在那时候，继续写愤怒含糊的歌词，去外地漫游，在地下通道里弹唱，真的饥饿，生满冻疮，居无定所，还偷闲生了孩子，贫困得使人难过。我在豆瓣上看过许多对他的夸奖，而我们这些认得他的人却吝于赞赏。

（又）纪录片里，美国名乐队巡演，设备数十吨计，坐改装的巨大客车横穿北美大陆，车前车后翻飞着骨肉皮。至于他们那渺小未遇的中国同行，偶尔获得某地某酒吧几乎是只管顿饭的邀请，还要苦恼于如何凑足哥几个的动车票钱。有名的也好不到哪儿去，那谁他们这几年挺红的了，上个月来东北，在台上蹦足了仨钟头，下来发现后台空了，一两万的门票钱全叫人卷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