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团圆》到《性政治》

在没读《小团圆》之前，有张迷甚至在论坛上发帖说，“非张迷勿读《小团圆》，张迷慎读《小团圆》”，我便做好了思想准备，这将不是一次令人愉悦的阅读。结果真的读了起来，才意识到这一次张爱玲走得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远，她已经将她的读者都抛到脑后了。这是一本诚实之书，恐怕也正是因为太诚实了，才会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有这么多的不愉快，所以读这本书，还真的需要有一些坚强的神经。不过这件事也因人而异，从我个人来讲，我没有任何不愉快的感觉，因为我喜欢诚实这种东西，即便它们往往看上去既不美好也不友好。

这是一本让人无法不产生联想的书，有趣的是，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最多的不是张爱玲的那些八卦，而是美国社会学家凯特·米丽特（Kate Millett）和她的那本《性政治》（Sexual Politics），这本书曾经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书”，我十年前第一次阅读时，帮助我解答了许多困惑，这次在读《小团圆》的时候，让我一再发现，张爱玲的作品是凯特·米丽特的一些理论实际例证。譬如凯特·米丽特曾经论证过性别不平等与阶级属性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她写道：

在男权制社会里，女性的等级地位最易引起混淆的地方是阶级领域，因为性地位在阶级可变因素中常常处于一种表面的混乱状态。在一个地位取决于阶级的经济、社会和教育状况的社会里，某些女性可能处于比某些男性高的地位。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的话，情形就远非如此了。用类比的方法也许更容易说明问题，一个黑人医生或者律师的社会地位比一个贫穷的白人佃户要高。但是，种族本身就是一种包括阶级在内的等级制度，它使后者认为他属于上等阶级，正如它可以在精神上压迫黑人专业人员，无论前者取得了多大的成就……

重读这段话，让我意识到张爱玲的作品的价值，正在于她诚实地描写出了上流社会女性的性别地位和她们所属阶级的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张爱玲出身望族，在当时为数不多的女作家里，属于真正的贵族阶级。她才华出众，能够自力更生，这本书中的大多数女性，无论是单身的她和姑姑，还是离异的母亲，抑或是已婚的女性亲朋，她们大多是当时中国衣食无忧的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即便如此，她们依然都无一例外的有着一个共同的宿命——生为女人。她们出了门都是大小姐，大奶奶，二奶奶，甚至是当时的前卫女性，但是关上门后，她们却和这个社会里所有的女人一样，得不到真正的尊重和承认，没有被平等地对待和尊重过，只能在痛苦和黑暗中苦苦挣扎，孤独而没有出路。这是张爱玲为中国文学做出的一个贡献，因为没有和她一样的身世背景，也就没有和她一样的生活，无法写出上流社会女性生存状态的真相。贫民出身的作家，有时候会由于仇恨和阶级造成的局限，靠猜测和推断去描写上层社会的女性，张爱玲用她的笔白描出了她所熟悉的这些面孔，虽然她对她们包括自己都没什么恻隐之心，但是她清楚而准确地为人们展示了一个被人们所误解的世界。

让我们再来看米丽特的另外三段话：

当任何一个人的自我在社会信仰、思想观念和传统中被置于这种令人不满的地位时，其结果必然是有害的。妇女每天都在各种场合遇到许多非常微妙的蔑视，如在人际交往中、新闻媒体中，以及行为、就业、教育等活动中。由于这些原因，妇女表现出了一种与那些饱受少数人地位和边缘生存状况之苦的人相同的特征，即妇女遭受的歧视一旦在她们身上被深层意识化，她们便会鄙视自己并相互鄙视。

群体的自我憎恨和自我厌弃，对自己和对同伴的鄙视，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源是对女性卑下的观点的反复宣扬，无论这宣扬是多么含蓄，最后，女性对此也信以为真。

公众舆论认为两者（黑人和妇女）具有相同的特性：智力低下、本能的或官能的满足、原始的和孩童般的情感、想象中的性威力和喜好性事、安于现状、听从命运的安排、精于欺骗、掩饰情感等。这两个群体都被迫采取相同的迁就策略：为了取悦他人而采取讨好的或祈求的举止、研究主人集团易受影响和腐化的倾向、装出无助的样子。

一边是出身良好阶级，家道中落，才华横溢，一边是要和所有女性一样，从小在生活中接受贬低女性的教化和洗脑。张爱玲的恃才傲物和被潜移默化熏陶出来的自我厌弃造成了她矛盾的个性，这一直贯穿在她整个一生的作品之中，假如她出身底层，也许她会由于出身和性别的双重压迫，受教育的机会被剥夺而缺少反抗意识。但是她偏偏出身上流社会，有母亲和姑姑的影响，自身具有洞若明火的观察力，敏感脆弱而又坚定有主见，这一切也造成了她个性中自我的冲突和骨子里的无法妥协。在《小团圆》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女孩是怎样被这种种微妙的蔑视所包围和暗示的，张爱玲最了不起的地方不在于她描述出了蔑视，而是描述出了这种“微妙”。她所在的阶层，和底层人民的表达是不一样的，男人们被要求是知书达理有教养的。女人之间也不会公开地互相憎恶，但是这种微妙却往往是让人更压抑的东西，因为你如果想反抗它，你首先必须证明它存在，但是如果你试图去证明它存在，又会马上被扣上小题大做、无理取闹的罪名。如果你是一个大家闺秀，那更要注意姿态，不能撒泼打滚地对抗。这种上流社会女性生活中的微妙境地，也只有她观察到并且勇敢地写了出来。《小团圆》出版后，大家的焦点总是集中在她和胡兰成之间的爱恨纠葛。其实这本书中，所描写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远远要比男女之间的感情复杂得多，层次也丰富得多。如果从“性政治”的这个角度来说，胡兰成可以说是一个职业政客。比如初见面，他一方面承认张爱玲的才华，夸赞她“惊为天人”，一面又不断暗示她的外貌是不讨男人喜欢的，不是有魅力的女性，那一句著名的“你怎么可以这么高？”一出手杀招老辣，直接打击了她对自己容貌的自信心。有人说这是胡兰成的一种坦白，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政客”的狡猾，他总是和张爱玲描述小康，不是出于真诚，而是在暗示她，男人喜欢的是米丽特所提到的“那种智力低下、孩童般的、本能的、安于现状的女人”。我想胡兰成也不一定是故意要这么做，只是真正的高手，出招的时候是无意识的。这种招数对于现在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的现代女性未必全然起作用。但是在民国时期，一个在男权家族文化里浸淫的年轻姑娘对此种暗示会深感惭愧，从意识深处觉得自己仿佛是不配被爱一样，她的才华，虽然被对方欣赏和认可，但却是作为女人的“无德”，是她的缺陷，她如果想得到这个男人的爱，智力低下是没办法去伪装了，但至少她可以证明，我也能够和其他女人一样为你做低服小，低到尘埃里。话又说回来，在那个年代，女人做低服小就是本分。像张爱玲那样的女人，她不去顺应这种做低服小的模式，还有别的出路吗？她甚至只能比别人低到更低，来换取男人的心理平衡，才能弥补自己有才华这个“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