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或者流浪汉

这个世界上有些书你知道你早晚会去读，《在路上》对于我来说属于这种。那感觉好像和一个人对视两秒，便知道你们是否能心灵相通一样，要是从心理学上掰碎了细嚼，也未必分析不出个一二来，不过，那全无意义。

是的，全无意义。我去读这样一本书的时候，与其说是为了寻找它的意义，还不如说只是为了看看而已。跟着美国四五十年代的一群疯子在路上狂飙，我连滚带爬地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好像从山坡上滚了下来一样，什么也没记住，脑子里一片空白，兴奋异常，一想到老莫里亚蒂就发笑，完全不深沉。全书我最喜欢的地方是老莫里亚蒂和萨尔在大厅离开，萨尔把钱包掉到了沙发上，他回过头，亲眼看到老莫捡起钱包揣到怀里，当他意识到那是他们自己的钱包时，他的表情失望至极的画面。我笑了半天，我的朋友绿小豆子给我讲她的一个法国朋友，那家伙是个盲流，有一天，他的中国女朋友跑到法国去找他，两个人坐在屋子里，他突然冲着房子的一角说：“操！操！”女友正纳闷着，一只白色的小猫从房间的角落里跑出来，原来这小猫的大名叫做“我操牛逼”，小名叫“操”。

后来我和绿小豆子在云南晃悠，我们在一家青年旅舍里碰到了这法国哥们儿，那是十一长假前夜，我们回到大理古城时，全城只有一家青年旅社还有床位了，一觉醒来，我们发现半夜进来，在临床打了一夜呼噜的原来就是这个哥们儿，绿小豆子惊讶地说：“Leo！”法国哥们也惊讶地说：“我靠！”随即两个人开始热情拥抱，我坐在云南灿烂的阳光里一脸痴呆地看着他们，完全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故事和《在路上》当然没什么关系，坦率地说我也真不知道应该怎样谈论这样的一本书才算不跑题，也许我该特别深沉地讨论它的文化意味，以及垮掉的一代是怎么垮掉的为何垮掉，他们如何自我救赎，但可惜的是我读小说时眼前浮现的都是我身边的一帮二流子朋友们。绿小豆子的老爸曾经试图在绿小豆子四处闲逛的那几年，向一位法国女士解释女儿的职业。老头变换了很多种措辞，说了半天，法国女士终于明白了，很果断地用一个词做了总结：波西米亚。绿小豆子于是恍然大悟：原来波西米亚是二流子的意思。我的朋友绿妖则用另外一个词儿来形容这种人生——“流浪汉”。很多人喜欢讨论这本书的文化意义，把凯鲁亚克笔下的这群二流子放到美国的大历史中去研究，不过对此我不太感兴趣，那个年代的美国历史跟我关系不大，更何况这世界上的任何时代都有流浪汉，只不过从来没有人真正地描写过他们的生活方式，书中这些家伙深深让我着迷的，从来不是他们代表了什么，而是他们本身的神气，如果说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真正拥有广阔的疆土、阳光和空气，一种人是国王，另外一种人是流浪汉。我们大多数人，拥有的是几十平米的一间屋子，一张办公桌，一些孩子，一个妻子或丈夫，一个银行户头以及户头里的数字，并且为那数字后多加几个零奋斗终生。我们不能离开，因为我们拥有的这一切把我们牢牢地捆绑，已经成为我们甜蜜的枷锁，它有一个很高尚的名字，叫做责任。

只有孩子才有权利不去承担责任，长大的悲哀即在于此，如果你不肯承担责任，你也会自我边缘化，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社会当然也没有义务给你承认和保障。所以看到翻译王永年说他并不喜欢这本书，我觉得这可以理解，我的二流子朋友们经常被视为这个社会的怪胎，王永年先生的反应，其实是这个主流社会的人对他们的看法。翻译家只要尽他的本分，没有必要必须喜欢自己翻译的作品，像医生没有义务去喜欢他的每一个病人一样。喜欢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不必责怪任何人。当看到有读者质疑这样的翻译能否翻译出好的作品来时，我想到老莫里亚蒂，他会搓着肚皮，心不在焉地对所有指责他的人说是呀，是呀，他的朋友把他围在屋子中间围攻他的时候他总是这样的德行，不介意所有不谅解和不接受他的人，因此萨尔说他是“圣人”。真正不羁的灵魂大概不会真的去斤斤计较这些。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有国王般的骄傲。

坦率地说，这不是一本我会推荐给所有人的书，对于习惯了传统小说那种讲故事方法的读者来说，他们恐怕很难理解凯鲁亚克把这些碎碎念的东西罗列在一起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些读者把责任一股脑地推给翻译者，比起承认自己根本看不懂来说，这当然是一种更容易、更时髦的做法。更何况，连这个版本的翻译王永年自己也不能理解这本书中的这些年轻人，认为书中那些没完没了的从车窗前划过的风景，流水账一样的记忆碎片，只是让这本书在文化上的意义远远大于文学上的意义。但事实上，凯鲁亚克在文学上的贡献是有其划时代意义的，他是第一个把文字的速度感带进文学史的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伟大，因为他用文字做了事。王朔在2007年推出《我的千岁寒》的时候，也提出过他想写出文字的“速度感”，这个说法曾经被很多人嘲笑，看了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我翻出当时自己写的关于“速度感”的一段话，试图将它描述得更清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