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前言 读蒙田（第3/6页）

他关注人的偶然性和未完成性，从这一点看，他站在宗教的对立面——如果宗教是一种对人世的诠释和一把解开人世之谜的钥匙的话。虽然他常把宗教置于探索和批驳的范围之外，但是他的话语和文字中没有一点促使人信仰宗教的成分。我们生活在“秽物和乌合之众之中，”我们被系在“宇宙最沉闷、最腐败的那一部分。”动物的本能比人的理性更完美。我们的宗教是一种习惯：“我们是基督教徒跟我们是佩里格人或德国人没有什么两样。”割礼、斋戒、封斋期、十字架、忏悔、教士的独身主义、祭仪中使用圣语、上帝化身为人、炼狱，所有这些基督教的组成部分在异教中都能找到。在每个村子里，蒙昧无知和道听途说在我们眼皮底下制造着圣迹。柏拉图学派的一则圣徒传记把苏格拉底说成是某个圣女受阿波罗神惠顾后所生。在荷马的作品里，人们找到了所需的一切神示和预言。归根结底，宗教揭示的东西与疯狂的人类在地球上创造出来的东西没有多大区别。剩下的是要弄明白，是否应当由此推断——正像蒙田有时做的那样——野蛮人的宗教已经受了神灵的启示，或者说，我们的宗教仍处在野蛮阶段。蒙田的回答可想而知，因为他甚至责备过苏格拉底装神弄鬼，精神恍惚。在道德上和认识上，他都认为尘世的一切是互不相关、不合逻辑的，任何联系都是超自然的。他说，人们可能后悔自己的某个行为，却不会后悔生下来是自己。而按宗教的说法，人倒是应该后悔这一点的。不存在什么来世再生。我们不可能取消自我的任何东西：“我一向我行我素，在世上保持完整的自我。”他将几个已进入永恒的人排除在外，不过对他们多少表示怀疑，并补充道：“思想超凡卓绝而道德阴暗低下，我总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配合。”

对于基督教，蒙田保持着一种不求甚解的愿望。当他把宗教高置于不受批评的地位时，我们为什么要认为那是一种虚伪呢？宗教有它可取之处，它为“奇异”保留一席之地，它知道我们的命运是谜一般的不可知。它给这个谜提供的种种答案都与我们可怕的生存状态相抵触。作为疑问，它是有根据的，只要它始终不作回答。宗教是人的荒唐的一种模式，而荒唐是人的基本属性。既然认为人的核心不是自我满足的知性，而是对自我感到惊奇的意识，那么人怎会不梦想认识万物被掩盖的一面呢？怎能压抑住他对彼世的无言祈求呢？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存在什么宇宙理性，至少我们不了解个中奥秘，而我们只能按自己的意愿和办法管理生活……“我不求甚解地、漫不经心地听任人世一般法则的摆布，当我感觉到这一法则时，自会充分认识它。”谁能责备我们利用构成我们活动境域的这种生活和这个世界呢？

然而，既然摒弃了宗教狂热，不也该摒弃其他一切狂热吗？可是蒙田时常谈到斯多葛主义者，而且带着赞许。是他曾写了那么多文字反对理性，是他曾如此雄辩地指出，我们绝对无法摆脱舆论以求正面对待一种思想，然而他却“求助于留在任何天性未被扭曲者身上的普遍理性的种子”。正如他祈求一个未知的上帝，他也祈求一种不可能存在的理性。即使没有任何东西完全在“我们能力范围以内”，即使我们不可能完全自决自主，至少我们应该退避三舍，为自己营造一个冷眼旁观的角落，由那里观察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就像舞台上的次要“角色”，不是吗？

这正是蒙田作品的要旨之一。“我们把自己出借给他人，而只把自己给予自我。”举例说，婚姻是一种机制，自有其规律及平衡条件。在婚姻里掺入激情便是荒唐。爱情使我们盲目服从他人，故而只能作为自由和自愿的行为来接受。蒙田有时谈论婚姻如同谈论一种身体功能，仿佛那是健康方面的问题，他有时对待身体如同对待一部机器，跟机器我们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不用说，他更是把国家列入那些外部机器，我们和这些机器发生联系完全出于偶然，我们应当按其规律使用它们，却不应投入分毫的自我。在我们与他人的交往中，想象和幻觉总是占着主导地位。社会生活中更是如此。社会生活让我们和那些并非我们选择的人，甚至和很多蠢人合作。而“和蠢人是不可能真诚商谈的。在一个刚愎自用的上司手下工作，不仅败坏我的判断力，还会败坏我的良心。”在社会生活中，和疯子在一起我们自己也会变疯。蒙田强烈感到社会有一种魔法：在社会中，每个人拿出来的不是自己的思想，而是思想在别人眼晴里和言谈里的反光。真理不复存在，帕斯卡尔所说的自我赞同也不复存在。每个人都实实在在地异化了。让我们退出社会生活吧！“公共利益要求人背信弃义、颠倒黑白、互相杀戳，我们把这类差事让给那些更听话、更机灵的人去干吧。”诚然，我们不能一味地弃权，因为弃权就是听别人摆布；何况，总得有国务活动家和君主。他们能做什么呢？君王不得不撒谎、屠杀、欺骗。他这样干也便罢了，只是他应该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别把罪行粉饰成德行。“有什么补救办法吗？没有，倘若他确实在干与不干之间进退维谷，左右为难，那么他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倘若他这样干而毫不内疚，毫不感到于心不安，这表明他的良心已坏。”我们这些旁观者怎么办？正如后来有人说，我们只能一边服从他，一边鄙视他。应当鄙视，因为国家是对付自由、良心等世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机构；但又应当服从，因为荒唐是社会生活的法则，而且不按国家的法则对待国家将是另一种荒唐。然而柏拉图主张哲学家进入政府，他构想了一个公正的城邦，并试图建造这样一个城邦。“但是，在一个社会里，什么弊病需得用如此致命的药去医治呢?……柏拉图……不赞成用破坏国家安宁的办法来治疗国家的弊病，也不同意以公民的生命和财产为代价实行改良，”这就无异于确立了贤人理政无为而治的原则……想用理性来解决一件充满偶然的事，岂不荒谬……“我曾看到国家的志士仁人郑重其事地聚集一堂，花费国家大量钱财来讨论一些条约和协定，而这些条约和协定的决定却完全取决于贵妇们的意愿或某个儒弱的男人的好恶。”预见和法律永远跟不上客观情况的多变，理性永远无法设计社会生活。在社会生活分裂为无数个人冲突的时代，蒙田甚至不愿考虑它有什么意义。我们不可能与这乱七八糟的社会达成和解。在公众事务之中生活，就意味着“按照他人的意思生活”。而蒙田显然想按自己的意愿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