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第二十三章 论习惯及不要轻易改变一种根深蒂固的习俗（第3/6页）

这里，人们以人肉为食，那里，把上了一定年岁的父亲杀死则是尽孝道；这里，孩子尚在娘胎里时，父亲就已作好安排，或留下来喂养大，或抛弃和杀死，那里，年老的丈夫把妻子借给年轻人享用；还有的地方女人为男人们共有，却不视为罪孽，甚至在有的国家，女人同多少个男人发生过关系，就在她们的裙子上戴多少根漂亮的缨子，作为荣誉的标志。习惯不是还创造了一个女儿国[9]，让她们拿起武器，训练军队，同敌人打仗吗？整个哲学都无法让最睿智者装进脑袋的东西，习惯不是靠自己独家的法令，就让最粗俗的人掌握了吗？我们知道，在有些国家，死亡不仅受到蔑视，还受到欢迎；在那里，孩子们到了七岁就要受鞭笞之苦，直到被打死，却要脸不变色心不跳；在那里，人们对财富视如敝屣，最贫穷的人也不屑伸手去捡装满金币的钱包。有些地区丰饶富足，可是最美味可口的家常饭菜却是面包、蔬菜和水。

习惯不是还在希腊的希俄斯岛上创造了奇迹吗？那里七百年内，不曾有一个已婚和未婚的女子做出伤风败俗之事。

总而言之，照我的想象，习惯无所不做，无所不能。据说，品达罗斯[10]称习惯为世界的王后和皇后，我看不无道理。

有人遇见一个人在打父亲，那打父亲的人回答说，这是他家的惯例，他的父亲也这样打他的祖父，而他的祖父也这样打他的曾祖父。那人还指着他的儿子说：“他到我这般年纪也会打我的。”

那父亲被儿子在大街上拖来拽去，备加虐待，但到了一个门口，他命令儿子停下来，因为从前他也只把自己的父亲拖到那个门口，那是他们家的孩子们虐待父亲的世袭界限。亚里士多德说，有些女人扯头发，咬指甲，食煤和泥土，既出于习惯，也是一种怪癖；男人喜欢同男人交往，既出于习惯，也是本性使然。

从前，克里特岛[11]人想诅咒某人时，就祈求诸神让那人染上某种恶习。

但是，习惯力的最主要效果就是攫住和蚕食我们，一旦进入我们身上，就把我们紧紧抓住，并且深深扎根，为它的法令说理和争辩。的确，从我们出生后吃奶起就吮吸习惯的法令了，我们首次看到的世界就是这般面孔。我们似乎生来就为了照习惯办事。那些在我们周围颇有市场、被我们祖辈注入我们心灵的成见，似乎是普遍而自然的思想。

因此，不符合习惯就被认为不符合理性，一般来说，这是极不合理的。如果人人都像我们那样研究自己，听到一句正确的格言，就立即看一看它在哪个方面适合自己，那他就会发现，这句格言与其说是机智诙谐的话，不如说是对成见的猛烈鞭挞。然而，人们接受警句和箴言似是为了告诫人民，而不是规箴自己，因此不是将它们融入自己的习惯，而仅仅是装进记忆中，这种做法是极其愚蠢和绝对无用的。言归正传，继续来谈习惯的权威。

受自由和自主思想培育的人民，认为任何统治形式都是可怕的，是违背自然的。习惯于君主制的人民也一样。不管命运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变革机会，当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摆脱了某个君主的讨厌统治时，就会赶紧花同样的力气为自己按上一个新君主，因为他们不能下决心憎恨君主统治。

波斯国大流士一世问几个希腊人，给他们什么就可以使他们遵从印度人习惯，把去世的父亲吃掉（这是印度人的习俗，认为把死人装进他们的腹中是最好的归宿），希腊人回答说，不管给什么，他们也不会这样做。大流士一世又试图劝说印度人放弃自己的做法，按照希腊人的习惯，把他们父亲的尸体火化，印度人的反应则更强烈。人人都这样，因为习惯使我们看不到事物的真面目，

任何伟大和令人赞叹的东西，

都会渐渐变得平淡无奇[12]。

——卢克莱修

从前，每当我要阐述一个我们早已接受的权威看法时，我不想墨守陈规地只用规则和事例来证实，而是穷源溯流，寻根究底，我就会发现这个看法根基不牢，以致一想到要向别人证实这个看法，就会有点儿感到兴趣索然。

相拉图为了消除他那个时代盛行的违情悖理的爱情，号召公众舆论对之抨击，让诗人和每个人口诛笔伐，他认为这种做法是灵丹妙药。多亏了这个灵丹妙药，再漂亮的女儿也不会激起她们父亲的爱情，再英俊的兄弟也不会使他们的姐妹心动，就连堤厄斯忒斯[13]、俄狄浦斯[14]、马卡勒斯[15]的神话，也用令人愉快的歌声，把这一实用的信念注入孩子们幼小的心灵。

贞操确实是一种美德，它的用途可谓无人不晓，但从本性上来探讨廉耻心是困难的，如用习俗、规律和格言来阐述就容易得多。最基本最普遍的道理是难以细细探究的。我们的大师们泛泛研究这些道理，甚至不敢触及，一上来便成了习俗的卫道士，还自高自大，洋洋得意。那些不愿摆脱这种习俗的人犯的错误则更大，他们不得不满足于奇谈怪论，正如克里西波斯[16]在他作品的许多地方，散布对任何形式的乱伦不必太重视的观点。如若有人想摆脱习惯的强烈偏见，他就会发现，许多毅然决然接受的东西，似乎就凭借着它们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外形。但是，这张面具一旦撕掉，事物就恢复其真实和理性，他就会觉得自己的判断仿佛被彻底推翻，然而却回到了更可靠的状态。譬如说，到那时我会问他，还有什么比一个民族盲从某些习惯更荒唐的事呢？他们的家庭事务，诸如婚礼、捐赠、遗嘱、买卖，都束缚在某些他们不可能弄懂的规矩上，那些规矩不是用他们的语言撰写和出版的，因此，他们不得不购买解释和用法说明书。那些规矩不是建立在伊索克拉底[17]的高见之上：这位雄辩家劝导国王让其臣民进行自由贸易，兔除税收，让他们有利可图，如果他们争吵起来，就对他们课以沉重的税金；那些规矩却是建立在一种可怕的见解之上：情理可以买卖，法律可以作为商品交流。我很幸运，因为据我们历史学家记载，第一个反对查理曼大帝[18]把拉丁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强加给我们的人，是一位加斯科尼绅士，是我的老乡。在一个国家里，法官的职位可以用钱购买，判决可以用现金换取，无钱就打不了官司，这些都成了合法的习惯，还有什么比这更野蛮的做法呢？司法权拥有如此重要的商品，以致国家政治组织多了个第四等级，那是由掌管诉讼的人组成的等级，和早已存在的教士、贵族和平民这三个等级平分秋色。这第四个等级掌握法律，对财产和生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形成了一个独立于贵族的阶层，因此就有了双重法律：荣誉的法律和正义的法律，两者在诸多方面格格不入，荣誉的法律谴责忍受，正义的法律谴责复仇。从尚武的职责讲，谁忍受侮辱，就会名誉扫地，而从公民的职责讲，谁要复仇，就会招致死刑（因荣誉受损而诉诸法律，会有损脸面，可要是不求助法律而私下报仇，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惩罚）。这两个部分同侍一主，却各司截然不同的职责：一个掌管和平，另一个掌握战争；一个有利益，另一个有荣誉；一个博学，另一个勇敢；一个重口才，另一个重行动；一个讲正义，另一个讲德行；一个诉诸理性，另一个诉诸武力；一个穿长袍，另一个生就穿短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