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汉

1903—1990

莫利·卡拉汉,出生在多伦多的一个罗马天主教家庭,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圣米迦学院。卡拉汉是加拿大当代负有盛名的老一代小说家,他的短篇小说比他的长篇更为人称道,其创作风格与海明威颇有相似之处。主要作品有:《中断的旅行》(1932)、《这就是我爱的人》(1934)、《珍爱的与失掉的》(1951)、《多色的外衣》(1960)、《重新接近太阳》(1977)。此外,还有《卡拉汉短篇小说选》,文学回忆录《在巴黎的那个夏天》(1963)记述了1929年他在巴黎与海明威、司·菲茨杰拉德、乔伊斯等欧美作家的交往。

会见乔伊斯

一天傍晚,喝开胃酒的时刻,我们在林荫道上遇见麦卡曼,他问:“你们今晚干什么?”

“同往常一样,不干什么。”

“我正要上三驴餐馆与乔伊斯夫妇共进晚餐呢。不想参加吗?”

吉米·乔伊斯!“不行吧,”我立即答道,“据我了解,他不愿见陌生人,而且不肯谈论任何人的作品。”

“谁告诉你这些的?”

“海明威。”

“噢,胡说,”他噘起嘴表示鄙夷,“你们难道不想见见吉米?你们会喜欢他的,也会喜欢他的夫人诺拉。”

“我们当然想见见乔伊斯啦。”

“那么,一个半小时后在三驴餐馆见。”说完他便走了。

听他的口气,仿佛任何人都可以随时会见乔伊斯。他称呼他吉米。然而,西尔维亚·比奇却不断为他挡驾,因为有几十位英美学者在竭力接近这位爱尔兰大师。麦卡曼究竟有什么魔法?难道乔伊斯也同我一样暗暗尊重麦卡曼,而且喜欢和他一起喝酒不成?我们很快就会明白真相的。黄昏时候,我们朝三驴餐馆走去,无拘无束地像走近一个公共汽车站那样。

这家餐馆在蒙巴纳斯码头附近,那儿的菜肴挺有名气。刚进餐馆的右侧,我们便看见麦卡曼和乔伊斯夫妇坐在一起。这个爱尔兰人的形象同任何电影明星一样,我们一看便知。他块头不大,肤色黝黑,眉目清秀,戴着一副深度眼镜,穿一套雅致的黑色西装。他那彬彬有礼的举止使我们随和大方地入座,他的妻子面目和善·喜笑颜开,给我们以巨大的母亲般的慈祥感。他们两人都谦逊质朴,毫无架子,我不可能来繁文褥节的一套,甚至不好意思说:“先生,您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乔伊斯立即打开话匣子,侃侃而谈,同我事先获得的印象截然两样。他说话的声音柔和悦耳。他的幽默依赖于双关词语的运用,这使我感到惊异。即使在简短的交谈中,他都在轻松地玩弄文字。不过,他讲的妙语一个也没有惹得他妻子笑出声来;这时我记起麦卡曼讲过的故事:有一次,乔伊斯的妻子这样询问幽默巨著《尤利西斯》的作者:”吉米,我们家里可有一部爱尔兰式的幽默书籍?”

无论交谈什么,我一直感到诺拉和颜悦色。桌上的菜肴,洁白的桌布,我们自己交谈的声音,餐馆里的一切都仿佛告诉我,乔伊斯在《尤利西斯》的结尾部分所写的莫利·布卢姆的那些美妙的内心独白,全都来自坐在我对面的这位女人;她整个的秘密,夜间的思索和渴望,统统囊括其中了。我这样想着,变得有些不好意思,不敢正眼看她。但她那沉静慈祥的母亲般的风度,很快驱散了我头脑里的这一切胡思乱想。她同乔伊斯一样,随和大方,和蔼可亲。他们俩都从容自在地闲谈着。

乔伊斯的声音突然使我颇有感触地想起了我的家人。我说过,我父亲专读诗歌,不看诗以外的现代作品。他虽然喜欢音乐,却从不听爵士乐。安德森的小说他也不愿读。我原以为他对试验性作品绝无兴趣。一天晚上,当那本载有我的第一篇小说的杂志《拉丁区》寄到家里,同期还有乔伊斯、庞德、斯坦、海明威等人的作品,我父亲却坐在厨房尽头的桌边读了起来。没读多久,他便开始咯咯地笑。他脸上呈现出的滑稽神情令我惴惴不安。我从他背后走过时瞟了一眼,看他正在读的是哪一篇。他在读乔伊斯的《进展中的工作》,这是小说《为芬尼根守灵》的一个片断。我猜父亲会说些苛求贬抑的话,于是严肃地问他:“得啦,有什么好笑的?”

但他温和地抬起头来,蓝色的眼睛清澈,带着真正的喜悦说:“我想我懂得这篇。读起来颇有爱尔兰的乡土味。……辛蒙斯缩写为辛蒙,就像风趣地把雅各布布布说成捡块布一样。有些难懂的词可以猜出意思……。读起来像在听人用地地道道的爱尔兰土音讲话,是不是,儿子?”“是。”我说,但感到有些歉然。

而现在,听了乔伊斯同我们广泛交谈,我突然说道:“我父亲讲过,乔伊斯新创作的小说应当用爱尔兰土音大声朗读。”我记不清是乔伊斯还是麦卡曼立即插话表示同意。原来,乔伊斯曾为这部小说录过几张唱片,从他运用声调的方式看来,他确有让人感到是在听爱尔兰乡音的意图,词语的音乐性和意义大量包含在乡土音里。因此,我父亲的话帮助了我。我继续讲下去:乔伊斯是否读完了海明威送去的清样稿《永别了,武器》?为什么不可以问问他呢?但我脑子里响着海明威的警告:“他不喜欢谈论别人的作品。”于是我感到绑住了手脚,没有办法,只好陷入沉默。这样一来,乔伊斯得唱主角了。我们还要去伦敦吗?很快去还是过些时候去?他为我们写了尤斯顿车站附近的一家廉价旅馆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