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堡（第3/4页）

精神集中在自己身上(这种精神集中的程度与年俱增)不曾妨碍、也不会妨碍帕斯捷尔纳克成为一个大诗人。我们时常出于习惯说作家应该善于观察。在不久前发表的亚·尼·阿菲诺格诺夫 的日记中有一段有趣的话：“如果作家的本领在于善于观察人，那么医生和侦察员、教师和列车员、党委书记和统帅就是最优秀的作家了。然而并非如此。因为作家的本领在于善于观察自己！”阿菲诺格诺夫正确地否定了“观察力”的陈腐概念：在创造一部长篇小说或一出悲剧的主人公的过程中，作者的感受和理解起着巨大作用——要知道一个作家所能理解的别人的内心世界，仅仅以他所熟悉的、因而也是他所了解的某些激情为限。

然而艺术是多种多样的。抒情诗是作者的自我表白；无论他多么与众不同，但他的感情——对春日的赞美或对人生不免一死的感喟，爱情的欢乐或失望的心情——依然能为千百万人所理解。为了写下“啊，我们已接近老年，但我们却爱得更加入迷、更加缠绵……”，丘特切夫不必去观察那些被爱情俘虏的上岁数的人，他只须在临近老年时遇见年轻的E·A·杰尼西耶娃。年轻的安·帕·契诃夫为了在《乏味的故事》里描写一位老教授和他的一个年轻女学生之间的友谊，就得对人们，对他们的感情、习惯、性格、说话的神态、甚至穿衣的姿势都了如指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当代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和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受到自己天性的制约；当他试图在一部长篇小说中描绘几十个其他人物和时代，表现出内战时期的气氛，再现一列火车上的谈话时候，他遭到了失败——他看到和听见的只有他自己。

他曾被别人的命运之谜所吸引，尤其是在他的晚年。在他所写的一篇自传中，他试图了解马雅可夫斯基、马林娜·茨韦塔耶娃和法捷耶夫死前的心情。当我读到这种推测的时候，我不知何故感到很不自在：鲍里期·列昂尼多维奇有一颗十分丰富的心灵，但他却没有开启别人心灵的钥匙。

我不打算臆测他自己晚年的心境；我不曾见到他；是的，也许即使见到了，我也不会知道——别人的心是无法知道的。我不知道他为何要在这篇自传里否认他和马雅可夫斯基悠久的友谊。

但我却想谈谈这种友谊：我是它的见证人。

我们曾开玩笑地说，马雅可夫斯基有一副专为女人们预备的第二嗓音。他当着我的面只同一个男人用这种极为柔和温存的第二嗓音谈过话——这个男人就是帕斯捷尔纳克。我记得，1921年3月在出版界之家举行过一次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的文学晚会，他亲自朗诵，后来年轻的女演员B·B·阿列克谢耶娃，梅斯希耶娃也朗读了他的诗作。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个人竟胆敢像我们现在所说的那样“指出缺点”。当时马雅可夫斯基便挺身而出，开始振振有辞地称赞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他用狂热的爱来保护他。

帕斯捷尔纳克在《通行许可证》（1930年)里谈到战争前夜、战争期间以及革命后最初几年里他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态度：“我已被马雅可夫斯基弄得神魂颠倒”，“我盲目崇拜他”，“马雅可夫斯基是诗的命运的顶峰”，“当我第一次像同一个陌生人那样同我爱戴的人谈话的时候，我感到十分高兴”(在一次小小的争执之后），“我以加倍的力量感到马雅可夫斯基的存在。他一如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生气蓬勃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小小的争执经常发生，而且十分激烈。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有时也对我谈起那些争执。我保存了一部《现代人》的汇编(1922)，上面有帕斯捷尔纳克如下一行题字：“谨以感激和喜悦之情赠给我的朋友和战友，因为对《胡列尼托》的赞美把罕能取得一致并经常分道扬镳的马雅可夫斯基、阿谢耶夫及其他朋友和战友都团结在一起了。”

在一次小小的争执之后，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在柏林相逢；二人的和解就同决裂一样激烈。我同他们盘桓了一整天：我们去咖啡馆，后来去进午餐，完了又去咖啡馆。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朗读自己的诗作。晚上，去艺术宫演说，回到帕斯捷尔纳克寓所以后，他朗读了《脊柱横笛》。

此后他们就各奔东西了。但是到1926年，马雅可夫斯基在援引帕斯捷尔纳克的四行诗“那一天把你从头到脚……”的时候也还称他是“天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谈到马雅可夫斯基的死时曾写道我就像我盼望已久地那样嚎啕痛哭起来。”

为什么帕斯捷尔纳克在回顾自己的已往时，企图把许多东西都一笔勾销呢？也许这是一种对自己不满的表现？我不得而知。我认为，他晚年的诗同《生活是我的姊妹》有密切联系，而他想必是感觉到了二者之间的差异。不久以前我在《神灵报》上读到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给他的作品的法文译者之一写的一封信。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企图阻止这位译者发表他的某些旧作的译文。据说别人跟他谈起他的旧作时，他总是要对方相信，他先前所写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他在不久之前脱稿的那部唯一站得住脚的作品的练习和准备，那部作品就是《日瓦戈医生》。